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中央突破，把解放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决策。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了全国战局，实现了战略反攻。
大别山雄峙鄂豫院三省交界处。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曾经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鄂豫皖根据地，群众对我党我军早有了解。同时由于历史上敌我在这个地区斗争的几经反复，广大群众深受国民党、封建地主的残酷镇压，处境十分悲惨，生活极端痛苦，广大群众终年不得温饱。我刘、邓大军到达这个地区之后，国民党、顽伪政权纷纷逃窜瓦解。地主恶霸也大都逃亡。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对我们热烈欢迎。他们强烈要求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解放。他们从心坎里是欢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但又怕解放军站不稳脚跟。因为对历史上敌我斗争的多次反复的复杂情况，他们也记忆犹新。因此，当我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初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存有疑虑和观望的情绪。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和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终于站住了脚跟，取得了胜利。具体到太湖县在解放战争中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大发展、大收缩、直至胜利三个时期来记述：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七年九、十月大军南下解放太湖，到年底我主力转移出大别山。这一段我们的工作是全面展开，进行土地改革。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解放了广大地区。九、十月间皖西的岳西、太湖、潜山、宿松等大片地区也相继解放。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皖西一分区。在解放了各县由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本地干部，迅速建立了县、区革命政权。为了尽快建立根据地，根据一九四六年中央“五四”指示和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消灭封建、平分土地的政策，工作部署上实行全面展开，组成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在各村普遍建立不包括中农的贫农团，开展诉苦，斗争地主，根据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连根拔除封建势力。提出：“一切通过群众，一切由群众决定”的口号。土改的方针是贫雇农路线，平分土地，挖浮财。这时的土地改革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斗争形势特别尖锐、复杂。我们在这个地区与地主阶级、封建势力都有多次斗争的经验。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大、中地主和一部分小地主，乡保以上的伪职人员和土顽武装，大都逃窜；留下的一些残余分子，有的即在暗地里操纵群众对付我们。所以，这一段群众的发动土地改革的工作，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许多地方是真贫农团真分田；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是在封建地主暗中操纵控制下组织的假贫农团，进行的是假分田；有些地方群众还存在各种疑虑，不敢要分得的土地和斗争果实。在这时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由于对当前的敌我斗争形势分析、估计过于乐观，认为大别山的形势也与全国一样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又急于想以平分土地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赶快建立根据地，以期站稳脚跟。指示各级党委限期完成全县的土改任务，提出限期“红遍太湖”的过急口号。并且在干部中开展了在对敌斗争和土改运动中，反对右倾思想和逃跑主义的斗争。认为这是当前实行土地改革中的主要障碍。并规定干部在斗争中要就地坚持，要“乡不离乡”，“保不离保”。在土地改革的具体做法上沿用了华北太行老区的一些“左”的错误的经验，过早地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不适当地强调挖地主、富农的浮财，而地主富农、中农的政策界线又不十分清楚，这就必然的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在镇反中扩大了打击面，有些地方刑讯逼供。在杀人问题上，又失去了控制，结果是有些该镇压的镇压了，有些民愤特大的大都早就跑了，确有一些不该镇压的也镇压了。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份敌人主力回师大别山，我主力为了牵制敌人转至淮北，机动歼敌的时候，整个大别山（包括太湖）地区的形势突变。全县的敌伪乡保政权及土顽纷纷返回，对我实行疯狂的反扑，对群众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十一月份我县政府撤出太湖县城，转移到寺前和黄岗一带，我们初期建立的区乡政府也先后撤出，新组织的地方武装，新吸收的地方干部，在敌人的几次扫荡中大部妥协，回家或逃到外地。反霸、土地改革中成立的贫农团，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遭到重大损失。他们有的被捕被杀，有的逃跑，大部分出钱讨保后向敌人登记自首。我们对这种突然恶化的形势在思想上组织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党政军民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工作相当被动，处境相当孤立。
第二阶段约从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四八年的冬初。这一段可以概括为艰苦斗争，战胜困难。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左右，国民党集中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我军实行了全面的合围。伪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对我采取所谓“总力战”。在皖西的一分区，敌人以岳西、太湖、潜山等县为重点，进行轮番围剿。仅太湖县境内敌人就驻扎着主力整编二十五师和四十八师。他们先以正规军向我实行分进合击，接着就重点驻守在我经常活动的地区进行分区扫荡、清剿。与此同时，地主封建势力组织的还乡团、队又进行严密的搜查，连一个山头、一个小屋也不放过。他们不只捕捉我伤病员和地方工作干部，还捕捉我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捕不到本人时就捕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施行一系列反动的政治和组织措施。并强令各乡各保实行“五户联保”制。规定一户通“匪”窝“匪”，五户问罪。胁迫我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向敌人自首。加强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顿时一片白色恐怖。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在敌人的软硬兼施的淫威下，有的被迫花钱向敌人自首，有的逃跑他乡（许多到皖南一带），也有少数投敌叛变的。许多人既跑国民党的反，又不得不躲避着我们，整日里东躲西藏。这就使我们处于相当孤立的困境之中。
首先是我们处于无后方作战的环境。没有一个乡一个保可以站住脚。进大别山初期，参加进来的本地干部约三、四十人与我们坚持到底的不到十人，其他大部都回家不见了(有少数为敌人做事）；村干部和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多数躲藏起来，有的也逃跑了（大多数是既躲国民党还乡团，又不得不躲我们）；群众也是尽量的避开我们，因为他们害怕与我们接近时，万一被敌伪人员知道了，他们都有家属老小就吃不消。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些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和少数主力转移后留下的一点伤病员（也多是北方人）。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遇到敌伪土顽，因为没有后方就不敢硬打，万一有了伤员，既无医又无药，更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休养，只得到处游击躲避。其次由于我们在这时的活动多在山区，而山区的群众都是贫农佃户，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维，加之当时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因而我们的吃饭就成了一大问题。我们清楚的知道，山区群众本来就苦，再加上负担我们的生活，时间一长，将会坐吃山空，群众就会完全脱离我们，这无异自毁长城。但是如果到平畈上或大屋场找点粮食的话，人少了不敢去（有几次派了三、五个同志到畈上借粮时，就被土顽抓走了），人多了目标大，群众就会躲开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去硬抢、硬搜。不得已只能以野菜充饥，有时挖点蕨根之类，如果能吃一顿大米稀饭，就是大大的改善生活了。还有就是吃不到盐，更没有油，长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再说衣服鞋子也断了来源。大家都还是随军南下时自带的衣帽鞋袜，长期的游击生活，早就不能用了。衣服还好办，还可以棉改夹、夹改单将就着过。就是鞋子成了大问题。本地的群众习惯于打赤脚或穿草鞋，而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则不行。穿草鞋走不了几步两脚就被稻草割破，打赤脚走山路更是不行。许多同志都因脚伤感染行动困难，但还必须经常转移游击。第三是大别山山高路窄，春夏之交阴雨连绵（当地群众叫做“黄梅雨”），每天下着毛毛细雨，不大也不小，一直不停，有时一连下十几天一个月，南下的干部和战士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再加上整天游击转移，风餐露宿，许多入生病长疮，减员很多。第四，敌人的四十八师等广西部队，他们是在我红军长征离开鄂豫皖之后就进驻在这个地区的，十几年没有离开过。他们中许多军官、士兵在这里成家落户、生儿育女。他们不仅有封建地主势力为他们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人熟地熟，在对我斗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给我们的坚持增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从一九四七年冬敌人主力回师大别山，我主力转至淮北，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我们蒙受了相当的损失，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仅就太湖地区而言，大的损失有：一九四七年的十月份敌人袭击我县政府——新仓，除县长李英和少数同志脱险外，大部被俘，区长陈振元同志被俘后遭敌杀害。同年十一月，敌人又在罗溪河袭击了我县政府，除县长程西海同志突围外，又有许多同志被俘。同月敌人又在南斗冲包围袭击了我县委书记许少林同志带领的工作队，突围中，区长姜世太同志不幸牺牲。十二月我三纵九旅二十六团与敌人在李杜店遭遇，团长赵玉亭同志牺牲。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敌人又对黄岗乡的猫石河我县政府驻地进行了包围袭击。这次包围除了两人突围外，县政府秘书王延璋等二十多人全部被俘（有的负伤）。这就是震惊太湖的“猫石河事件”。五、六月间敌人又包围袭击了我太（湖）北的游击活动中心，佛图乡的寨下托，这次包围中我一分区副政委、地委副书记李唐等同志被俘（后于桐城牺牲）。七月一日我一分区司令部在马嘶铺与敌遭遇，分区副政委梁诚同志不幸牺牲。经过这许多的失败、挫折流血牺牲，敌人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我们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精神、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广大的南下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念是坚定的，认为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但是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办？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这对我们所有党政领导和全体干部战士都是一场严重的考验。
一九四八年春，党中央陆续发出了新解放区工作的几个指示，着重纠正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反霸、镇反中出现的“左”的和右的主要是“左”的错误倾向。这些指示传达到太湖时已经是五、六月份了。这个指示是对我进军大别山之后的一段工作的总结，对今后如何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如何开展大别山地区的工作，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方针。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新解放区不要急于进行土地改革、平分土地的政策，不准乱捕乱杀，应该先搞减租减息，建立两面派政权，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组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等等。这个指示传到太湖后，对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民都是个极大鼓舞。大家认为中央的指示非常英明正确，完全符合太湖的情况。但是在如何具体贯彻实施，如何组织这个转变，仍然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国民党地主封建顽固势力，正在依仗他们的暂时优势，利用我们前一段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和我主力暂时的转移的时机，对我们加紧围剿，频繁扫荡，妄图把我们一举歼灭，或把我们赶出大别山地区，决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更谈不到与我们建立两面政权了。其次是我们内部贯彻执行中央新区政策和实行一系列的转变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必须认清斗争的形势，统一思想，组织好由初进大别山的大发展，分兵发动群众，全面进行土改的做法，转变为收缩力量，以武装斗争为主，打击封建土顽，大力建立两面政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建立游击根据地。这就要求军队适当集中收缩，地方干部也要收缩集中，停止平分土地的土改政策，坚决打击封建土顽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执行新区政策，建立两面政权，建立游击根据地，保存力量。当时在停止土地改革（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这一工作了），地方武装基本集中，建立两面政权的问题上，县委党政军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军队和地方干部如何收缩集中的问题上，仍然有分歧。主要是在太（湖）北的坚持中分歧很大。有的同志仍然主张地方干部分散坚持（虽然不再提干部在斗争中“乡不离乡，保不离保”的口号），有的认为地方干部收缩集中就是右倾。在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的配合上，在军事斗争、军队干部与地方工作、地方干部的配合上，军队的领导干部坚决不同意地方干部适当集中与军队配合行动的主张。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如果地方干部与军队配合行动，就会拖了军队的后腿，增加了军队的负担。结果会使军队，“打也不能打，走也不能走”，两败俱伤。他们仍然主张过去的办法，各自独立作战，就地坚持。这就是地方干部仍然在寺前、佛图前沿一带坚持。军队即在黄岗、清义一带的后边游击。这种主张从当时军队的具体情况出发，也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当时的整个斗争局势与长远坚持衡量，就不全面了。因为实际情况已不允许分散坚持，如这样长期下去，那才真正会是两败俱伤的。问题一时统一不了，形不成决议，就只得拖着。眼看着地方干部一天天的被捕被杀，军队也大量减员的情况继续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五、六月地委副书记李唐同志在太（湖）北的寨下托被俘，七月份分区副政委梁诚同志在太（湖）北的马嘶铺牺牲，这时地委才下了决心，彻底解决。就是把在太（湖）北坚持的地方干部与军队统统撤出，军队回分区，地方干部集中到弥陀寺一带与太（湖）西地区坚持的干部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一起共同创建太（湖）西根据地。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经过了相当时日，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事后才知道，地委在一九四八年的五、六月间根据斗争形势，就已经决定要收缩太（湖）北的武装与地方干部。部队调回分区，地方干部集中到太（湖）西的弥陀寺地区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县委书记许少林、县大队长万玉华同志领导的武装与地方干部一起开展工作。为此，地委特派副书记李唐同志到太（湖)北执行此项决定。不料李唐同志到了太(湖）北的佛图乡寨下托几天后，还没有与太（湖）北的武装和地方干部联系上，就遭敌包围而不幸被捕了。因而地委的决定在太（湖）北就无法执行。直到六月底七月初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
第三阶段约从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底到一九四九年的三月太湖解放这一段，可以概括为军民团结，站稳脚跟，走向胜利。
这一段是经过了前一段的痛苦的过程，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在党中央的新区政策的指示和实践中统一了思想，组织了这个带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残酷的斗争，无情的现实教育了党政军干部。彻底纠正了前一段“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明确了坚持斗争的方针、政策；停止了在干部中再提“反对右倾逃跑”和在斗争中强调“乡不离乡，保不离保”的错误口号；（当然真正的右倾逃跑还是要反的）纠正了急性土改全面土改的错误政策；制止了在反奸反霸中扩大化的错误。确定了集中全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以两面政权为主要形式的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使大家认识到没有积极的武装斗争的开展，就难以建立两面政权，而没有根据地的建设，武装斗争也不可能持久，不可能长期坚持。地、县委决定，以太（湖）西的弥陀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弥陀寺是太湖县最西的一个山区，它与湖北省的蕲春县交界。弥陀寺是敌人的一个乡的建制，这个乡下辖十一个保，约一万左右人口。这个地区离太湖县城的敌人较远约一百多华里，是山区交通不便，又与湖北交界便于我们迂回活动。该乡的紫荆、松坪几个保的个别伪甲长与我们有点秘密关系，可以了解一些情况，便于我们开展工作。这个决心下了之后，就根据当时情况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第一，是全县的武装力量基本集中。原来在太（湖）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武装（号称一个营，实际二个多连）调归分区。活动在太（湖）西的武装集中组成太湖县大队。大队的政委由太湖县委书记许少林同志兼，他有时带领部队在前沿行动；大队的副政委、大队长由万玉华同志担任。这支队伍活动于弥陀寺周围，有时到弥陀寺前面的田家滩、南阳河一带游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击伪乡保团、队和地方上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坚决反对我们的地主乡绅。这期间我们的武装在田家滩、牛凸岭、南阳河一带几次有力的打击了出扰的伪军土顽。大的如一九四八年的九月，我们侦察到一股敌伪土顽窜入田家滩，准备偷袭我弥陀寺区政府时，我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乘夜秘密包围了敌人，摸了他们的岗哨，一下子冲到敌人驻地，结果当敌人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枪口已指向敌人的胸膛，就这样缴了敌人许多枪支弹药。这次战斗中还抓住敌人连长一名，外号叫“大花脸”的，是广西人。当即由许少林同志对他们进行了训话，宣传了我们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述了我们的各项政策，也讲到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除武器外全部将他们释放。伪军们很是感激。特别是那个连长，万没有想到我们会释放他。他当即表示再不与我们为敌了，回家当个好老百姓。经过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伪军，对周围的敌伪乡保政权震动很大。因为这是我们队伍集中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不用说我们搞地方工作的干部是多么高兴。同年冬太湖县敌伪自卫团由伪大队长张凯南、李宽等带队，组织伪军数百人进驻平头岭、合水涧、辛家冲一带，企图向我弥陀寺地区进行扫荡。这时我分区得知后出动分区的基干团和太湖的县大队一起在平头岭一带对敌进行了两次袭击，歼灭敌人大部，并击毙了伪县大队副李宽。经过这一仗，又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振奋了入心，有力地支援了地方工作。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敌伪内部，和地方上的地主封建顽固势力，也在发生动摇分化，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后路。
第二，是全县的地方干部基本集中。以县委书记许少林同志为首的地方干部组成武工队，以弥陀寺为中心开展地方工作。首先在这个地区成立了区政府。出布告、散传单大张旗鼓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反复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说明我必胜蒋必败的道理。同时表明我们的决心：要在这个地区与敌人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誓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这样一讲，一方面安定了人心，消除一些群众中怕我们站不长，到处游击，我们如果一离开，群众又要吃亏的疑虑，这样有些群众就敢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一方面也告诉了这里的地主、封建顽固势力，打掉他们妄图把我们消灭、把我们赶出去的幻想，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后路。群众中对我们建立的这个区政府是非常关心的，对我们区政府的指示、命令、布告非常注意，认为这是个大事，解放军不走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九四八年秋），中原军区的领导为了解决我们在坚持大别山地区斗争的困难，不仅从政治上、政策上关心帮助我们，而且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大力支援。通知我们派人（由一分区统一组织）到湖北的黄冈、麻城地区领回了大批银元（平均每人六、七元）和部分弹药，真是雪中送炭。这不仅解决了党政军的棉衣、弹药问题，最重要的是给了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党政军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的斗争意志更坚定了，胜利信心更坚定了，从心底里感激党。一致认为在我们处于困难的时候，党并没有忘记我们，而且是千方百计的支援我们，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因为有了银元，在一些必要物资的筹措上就方便多了（当时群众根本不欢迎国民党的金元券，因为它不值钱。同时我们也没有金元券，银元一来群众就非常喜欢），部分的改变了过去在游击环境中我们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只是在临离开时给群众开个不受欢迎的借条了事的情况。军民关系进一步改善。广大群众认识到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干部是为人民的，与国民党政府、军队到处横征暴敛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第三，在具体做法上，先以区政府名义出布告、发通知晓喻各乡、保长等敌伪人员限期与我们接头。我们提出，你们为敌人、国民党做事，为了应付，我们不反对。但是也必须给我们人民政府办事，如果不给我们接头，不给我们办事，我们就不答应，必要时我们就要依法惩处。宣布了之后，我们就抓住重点保进行突击。例如我们首先选中紫荆保。因为这个保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该保有一个较大的士绅叫“刘老大”的，有许多出租田并开有油坊一座（他住地也叫刘家油坊），他的弟弟在伪太湖县政府担任秘书。如果突开这个保将对周围其他各保起很大影响。经我们研究必须首先抓住“刘老大”这个关键人物。当时我们以区政府名义多次我他谈话，还是讲大好形势，讲我们的政策，讲如果不与我们接头办事将对他不利等。有时候我们地方干部就干脆住在他家，并说清楚如果在他家发生了问题唯他是问。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他答应先让该保的伪保丁祝国堂代表紫荆保和我们接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召集紫荆保的所有伪甲长来开会了。开会中心仍然是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并与他们布置些简单的任务，如与我们送情报报告敌伪的动向；与我们筹集一些粮食布匹等物资。我们召集这些甲长开会也多在“刘老大”家（因为在其他地方，敌人知道了不行，担不起风险）。送样一来三传两传，别的保也知道了紫荆保与我们政府接头了。而“刘老大”即认为光有紫荆保与我们接头不行，这样时间长了，敌人知道了反而对他不利。不得已他也通过祝国堂与弥陀乡的其他保甲人员联系也与我们接头，免得自己孤立。时间不长这个乡的上中、上上两保还有其它周围的几个小保的伪保长也与我们接上头了。还有一个黄泥保，这个保比较大，地理位置在弥驼乡来说比较平坦富裕，我们多次找伪保长，就是躲着不见，由于保长不见，甲长更不敢与我们接头，工作无法开展。这时我们就抓住这个保的一个地主士绅叫李效篪的，要他为我们找保长接头。这个人耍滑几次应付，表面上说好，实际上不办事，于是我们就以区政府的名义公开委任他为我们的保长，我们有事就找他，有任务就给他布置，到时候就检查，有时候我们也在他家开会。这样一来二去这个保也突开了。还有一个黄龙保，我们就抓住这个保的士绅郑绍龙，经过几次工作，这个保也为我们接头了。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弥陀乡所辖的十一个保除安乐河对面的太平、安乐两保外其余几个保的伪保甲长均与我们接头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定期的召集这个乡的伪保长开会，向他们宣传形势、讲解政策、布置任务，要他们给我们筹措物资给养，为我们安置伤员，为我们搜集敌伪情报。以后进一步要他们在为敌人和为我们筹措物资时，按我们的政策办事。就是改变按人头派税改为合理负担，即田多、粮多、钱多的多出，田少、粮少、钱少的穷苦人家少出或不出。佃户每年向地主的租课也要减少并取消每年另外给地主、收租的人送礼请客的陋习；也不得向贫苦群众逼债等等。类似这种半公开性质的会议都是在全乡各大绅士和头面人物家中召开。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各村秘密的建立基本群众中的关系。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布置他们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情况。有时当我们了解到那一个保的保甲人员不听我们的招呼，不按我们的政策办事时，我们就在一定的保长会议上点名批评。这样许多保甲人员也不敢再为非作歹了。这时我们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开辟弥陀乡前面的田家滩乡的工作。这个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关键地区，只有这个乡突开之后，我们的工作才可以向南阳河、合水涧、辛家冲一带发展。当时的田家滩乡在附近几个乡中封建势力比较顽固，他们还组织有还乡团武装与我们对抗着。这个时期除我们的县大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外，地方工作就以田家滩街上这个保为重点进行突击。我们先后多次找这个保的保长就是不见。这时我们采取了强硬措施，区政府颁发命令要他限期与我们接头，不然的话政府将查封其铺面（因为他在田家街上有一个小店）。这样一经宣布，保长着了慌，赶快派人来与我们疏通，与我们赔情，承认错误。答应我们的条件，为我们办事。这个保一突开，田家滩乡的各保也先后与我们接头了。这样我们在太（湖）西地区就有了两个乡的两面政权，工作就主动的多了。
在这一段虽然敌人还经常向我们弥陀寺一带扫荡清剿，我们县大队的斗争方针仍然是重点打击伪乡保土顽。如敌人正规军来时我们就有意避开。地方干部即仍然是游击坚持。但不管如何，我们的党政军干部战士总算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窝子。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一般我们能够事先知道，我们转移起来比较从容。有时候敌人进驻南阳河、弥陀寺对我们扫荡清剿时，我们就转到了湖北的蕲春一带暂避。这是因为太湖的敌人属安徽，我们到了蕲春即属湖北，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指挥系统，太湖的敌人到蕲春去是不行的。同时与弥陀寺交界的蕲春县那个保的保甲人员也和我们有关系。待太湖敌人回城之后，我们仍然回来。因为有了这个根据地（虽然是游击根据地两面政权），分区的机关部队也可以经常来。他们在这里可以休整三五天（时间一长驻太湖的敌人就准来）。利用这个空隙，部队可以休息，补充些物资给养布匹鞋子（这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也可以帮助安置一些伤病员。更重要的是分区、地委一来，就为我们坚持的地方武装与干部通报全国自卫战争形势，讲我们胜利的消息，听取我们的汇报，指示我们的工作，这对我们的帮助和鼓舞是非常大的。这个地方与湖北交界，部队的机动迥转余地大。湖北有一个小镇叫陶家河，与太（湖）西我们活动地区交界，这里在大军初进大别山时受“左”的干扰较小，镇上还有些小店铺开张营业，部队去时可以买到一些必须品，所以分区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较多。总之由于我们建立了这样一块游击根据地，党政军就有了一个喘息的地方，大家的心里也踏实些了，不象过去那样无后方的游击。从地方干部来讲大家的劲头是更足了，认为坚持到胜利毫无问题。
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济南、辽沈战役之后紧接着淮海战役开始，蒋匪帮消灭在即。太湖县的敌人正规军也先后调走，地方土顽武装战斗力也大为削弱。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迅速发展，敌伪、土顽、封建反动集团内部也在迅速分化，有的已经瓦解，除极少数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死硬分子如挣扎在虎丘地区以赵金山为首的一股土顽还有几十人负隅顽抗和敌伪头面人物已经逃往安庆外，其余的伪乡保入员纷纷找我接头，表示愿为我办事效劳。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太湖县西北部的多数地区的敌伪乡保人员都与我接头办事了。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的三月分太湖县解放，这一段我们的工作就是扫除残匪、全面展开、建立政权、迎接胜利。这一段的中心工作就是宣传发动群众，迅速建立、恢复区政权，迎接大军渡江，具体的就是县大队与虎丘区地方干部配合，继续消灭以赵金山为首的二、三十名残匪。绝大部分地方干部，根据地委、分区的指示，筹集粮食、柴草物资，组织群众修桥铺路，建造木船，支援大军渡江。在贯彻执行上，在基层仍然是利用旧的乡保政权，在我们的政策规定下办事。如筹措物资时仍按合理负担办法。这一段大家都是精神振奋、全力以赴、日以继夜的工作着。到三月二十三日太湖县城解放时，我们在大军这一带渡江的沿途建立了弥陀寺、南阳河、辛家冲、太湖县、江塘、徐家桥粮站。全县各粮站已集中大米四百多万斤，柴草百万斤。修筑了从太湖县城经徐家桥到望江县城的公路，有力的支援了大军渡江。为此，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和嘉奖。
回顾两年来大别山的斗争，能够坚持下来，并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支援了大军渡江。首先是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当一九四七年冬敌主力回师大别山，我主力暂时转移之后，大别山地区的斗争形势是极其严酷的。在敌伪顽的频繁扫荡中，我党政军民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当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大别山的斗争能否坚持下走？如何坚持？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新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纠正了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停止了急性土改的政策，采取了党政军适当集中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全力建立两面政权和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这种，全面展开到全面收缩的转变虽然经过了相当痛苦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终于在事实面前教育了党政军各级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下统一了思想。这样一经统一，就很快地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跟，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进展。在全国胜利的形势支持下，支援了大军的渡江，迎来了胜利。其次是地方武装积极的斗争，作战方针正确，打击目标明确，不断取得了胜利，在整个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如果离开了武装斗争，一切就无从谈起。当然太湖县的斗争所以取得胜利也离不开全国斗争的形势，没有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也就没有太湖斗争的胜利。但从太湖县的具体的武装斗争来看，它对太湖县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的。当时太湖县的武装（县大队）大约一百多人，他在许少林和万玉华同志的领导下，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机动灵活，对地主封建土顽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取得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胜利，对它的作用必须有充分的估价。第三是太湖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我们挺进大别山的初期，由于对这个地区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在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上的一些失误，使我们和广大群众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广大群众从心底里是欢迎我们、支援我们、拥护我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对国民党地主封建势力的压迫是忍无可忍的。虽然在一个时期由于环境的艰苦恶劣，表面上对我们的态度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是仍然有许多群众拼着自家性命于不顾，想方设法的支援我们，帮助我们。这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有，寺前区佛图乡蔡家河上游寨下托的蔡太和及其一家。寨下托前面小屋蔡庆南及其一家。寨下托后面罗家岭上的老斯头一家。桥冲大屋胡明章一家。高山岭大屋的群众。还有弥陀乡紫荆保祝家大屋祝宝明一家。松坪保绰号“三国人”一家等等。如佛图乡蔡家河寨下托的蔡太和，他是一个贫苦的佃户，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媳妇（十二、三岁）连他老两口共七口人。大儿子体弱多病，只能顶个半劳力，二、三儿子年纪尚幼帮不了什么忙，儿媳是从小抱来抚养的娃娃。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到蔡太和一人身上。劳动一年，除去交租外所剩无几，只得吃糠咽菜维持一个半饱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我们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避艰险，舍得全家性命，全力支援我们。他的家既是我们伤员的收容所、休养所，又是我们在这一带游击活动的联络站；既为我们筹措给养物资，又为我们侦察敌情。由于他家（寨下托）处于太（湖）北、潜山县的交界处，是我们在太（湖）北游击活动的中心地区。时间一长他这里和他家的名声就很大，敌人完全知道他这里是解放军活动的窝子。他们频繁的对这里进行扫荡、清剿，蔡太和家也多次被剿被抢。乡里的地主、土顽经常施加压力，说他通“匪”窝“匪”。威胁说寨下托凡有八路唯蔡太和是问，并扬言还要捕捉他的儿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动摇，一如既往的支援我们。为了避开危脸，他设法把我们的伤病员和一时找不到部队的掉队的同志，藏到一个离寨下托四、五里的山洞内；把他家的几乎所有被褥弄来给我们的同志铺盖。白天打发他的儿媳吴银兰假装上山拾柴，背着柴筐为我们送情报，送锅粑、蕨根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充饥。把我们的脏破衣服拿回家中，待到夜深人静时，给我们拆洗缝补烘干。由于我们长时间不得洗澡换衣，所以衣服又脏又破，还生满虱子，他们拿回去之后还得洗烫。他们不嫌脏不嫌累，经常是洗涤到天亮，从无怨言。蔡太和是一个纯朴、憨厚，心底善良，赤胆忠心，不怕困难，不惜牺牲，全力支援我们的革命老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论是对我们的干部还是战士，当兵的还是当官的，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以诚相待，要他办的事，他千方百计去办。经过他的照料、安排，许多伤病员病愈后归队了，许多掉队的同志也找到了队伍。有一次伪乡保土顽真的把他的儿媳吴银兰抓去，硬逼她说出我们的活动情况，但这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与他爹一样，任凭敌人毒打，始终不吐一字。再说桥冲大屋的胡明章一家，他家当时有夫妻和母亲三口人，没有土地全靠他给人剃头赚钱维持生活，而对我们同样也是赤诚相待，凡是我们到大屋的干部、战士，别人不敢接近，而他就出面张罗，为我们办事。我们有许多人理发的事他几乎都包了。为此，挨了敌伪人员的不少打骂。他和他的全家对我们毫无怨言，一如既往的帮助我们。再说弥陀乡紫荆保祝家老屋的祝宝明。他家只有夫妻两人，而且两人的身体均不好，是一户更穷的佃农，生活更苦。但对我们却是忠心耿耿。他主要的是经常给我们反映他们保和弥陀乡上层士绅和乡保人员的情况，为我们开辟这个乡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还给我们了解弥陀乡以下直到太湖县城敌人的动向，使我们有了准备，避免了损失。还有松坪保的那个“三国人”。因为他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庄里，与湖北省的蕲春县交界，经常有我们的伤病员在他那里休养，有的一住几十天一个多月。他不只想法筹措给养保护安全，而且还经常到弥陀寺街上，一面侦察敌人了解情况，一面还买点猪肉之类的东西给我伤病员增加营养，类似这种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还可举出许多。现在蔡太和、胡明章、祝宝明这些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处于艰难时期，为我们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老人都先后去世了，但是他们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革命业绩是永存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第四是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前仆后继，顽强拚搏的革命精神。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他们克服困难，生死与共，终于迎来了胜利。在这两年的艰苦斗争中，幸存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值得提出的有：南下的地方干部赵德山、胡循哲、宋登秀、郝科、赵建武、刘金钊、高立堂、岳中林等同志。还应该提出的是两位本地干部，一个是潜山县五庙乡的朱皖新同志，一个是岳西县的柳立风同志。他们在环境恶劣、斗争艰难相当多数的地方干部妥协回家（有的投敌叛变）的情况下，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任劳任怨，一直与我们一起坚持到胜利。当我们再回顾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在斗争中那些流血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的同志。这些同志中除前述的地县委负责同志外，一般干部中被捕被杀的同志也是相当多的。当初随军南下到太湖的北方地方干部有一九四七年秋和一九四八年春两批连同我主力转移大别山时，留下的一部分伤病员，约六十余人，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太湖县完全解放时，一起进太湖县城的幸存的地方干部只有三十多人了。足见斗争的残酷，和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些流血牺牲的同志，他们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长眠在大别山上，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后人。
后  记
这篇回忆与其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整理的更符合实际。整个创建太湖根据地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全体同志团结一致，生死拼搏斗争的结果。他们才是这个斗争中的主力。我只不过是这次斗争中的一员，而且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无论对这个地区斗争形势的认识和在这个地区实行的一些“左”的失误的东西，我都是同意的，执行了的。只是在斗争的实践中，才逐渐的清醒过来。这个回忆是仅就我个人的角度写的，有些情况和观点不一定准确，有待其他同志的纠正。再说太湖县这一段的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我接触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侧面，一定还有许多遗漏之处，有待更多的同志补充。
我认为回忆录应该写出成功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历史（这是主要的，也是历史事实，可惜这方面还写的很不够）。但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他点，也有暂时的局部的失误，也应该适当的反映。成功的经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给人以启迪，振奋精神。失误的经验，给人以借鉴，给人以思考。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人们在坚持大别山的急风暴雨中，踏出了深深的脚印。风雨中的战士，也有义务写出风雨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