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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里的军民鱼水情
   发布时间:2024-11-12    作者:霍义信    阅读量:260

每逢年节,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的时候,我总要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岁月,回忆起在大别山半年的养伤情景。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一九四七年,我在刘邓大军二纵四旅十团当战士。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我军已开始全面的战略反攻。上级命令我所在的部队,直插大别山,到敌人深远后方作战,发动群众,消灭敌军,建立人民政权。在河南潢川战役中,我腰部中弹负伤,高山铺战役打胜以后,伤情恶化,组织将我转移到大别山的老百姓家养伤。从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我在乡亲们家里养了半年伤。大别山的乡亲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掩护了我,养好了我的伤,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大别山里的军民鱼水情,至今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我负伤后组织转移我时,处于昏迷状态,有关转移的详细情况是乡亲们后来告诉我的。

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一天夜里,我被秘密转到安徽省太湖县松平保的寨下屋(村名),那天晚上,是个寒秋的雨夜。天阴得象个黑锅底,时而闪电雷鸣,时而风雨交加。当时,我双腿不能动弹,发高烧,昏迷不醒,长了一身疮。区游击队担负护送的任务,游击队中队长詹绪保同志,带七名游击队员,在桐山的密林里,和部队同志秘密地接上了头。

“老霍同志伤的很重,我们把他交给你了。”

“放心吧。我一定把老霍同志安置在可靠的人家里。”

交接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说完,詹队长把他的蓑衣披在我身上,背上我就走。桐山和寨下屋都处于大别山区。那一带,几乎没有平整的大道,人们行走,就是走山上的小毛毛道。詹队长和七名游击队员,顶着暴雨寒风,一会背我爬山过河,一会背我穿松树林子,背了一程又一程,翻了一山又一岭,整整背我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寨下屋时已深夜了。

“明求哇,快开门!”詹队长走到一所房子的门前,压低了嗓子呼喊。

门开了。詹明求迎出来,詹队长把我背进屋,放在了床上。

明求拿过毛巾,给詹队长和七名游击队员擦了擦汗和雨水。詹队长喘了几口气,深情的说:“明求啊!老霍同志是解放军的伤病员。在华北负的伤,带着伤来解放我们这里的穷苦百姓。现在动弹不了啦!我们把他安置在你这里吧。”

“行啊。解放军和咱百姓是一家人,那还有什么说的。”

“伤病员在你这里,你的难处更大了,还要担风险!”

“不怕,有饭大家吃,有水大家喝。有我就有老霍在。”

“那好。我过三五天再来看老霍。”

接着,詹队长在房内走了两圈,沉思了片刻,说:“把老霍往哪放呢?就近放在房子里恐怕不行。”明求接着说:有个好地方,我房后山上有个山洞,可以藏人,”詹队长说:“那就这么办,今晚就进山洞。”说完詹队长命七名游击队员警戒,和明求俩把我背到王家寨山的屋后洞,藏好。詹队长等返回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蓑衣上,蓑衣底下铺有稻草,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了。一位中年农民和一位老大娘,守在我的身旁。这就是明求和他的老母亲。

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明求三十岁上下,中等个子,黑红脸堂,重眉毛,长得挺结实。他那灵敏的眼睛不住地盯着我。明求的母亲(因为她姓王,以后我称她王妈)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堆满了皱纹,正端着碗,拿着匙,准备给我喝水。

“孩子!喝水吗?”王妈摸着我的头问。

我微微笑了笑,示意了一下,想说话,但没有说出来。

从这以后,明求和王妈整整在我身边守护了半个多月。有时把我放进山洞,有时候把我背进房间来,开始是王妈一匙一匙地往我嘴里灌米汤,后来做稀饭端到我嘴边,一口一口地喂。明求还爬山越岭采集土药,采来土茯苓熬成汤给我喝,以去内毒。采来黄金芦与猪油相拌,捣碎后涂在疮伤处,为我治病养伤。过了几天,我退烧清醒一些了。王妈就和我唠家常,问我多大岁数啦?家在哪呀?有爹有妈吗?什么时候参加“八路”的?伤口还疼不疼啊?想吃点啥呀?问长问短,象自己的母亲一样。第三天,詹队长来明求家看我,带了一、二斤猪油,嘱咐我要安心养伤。后来,王妈见我能吃下几口饭了,可乐啦,把大米磨成面煮煎饼条(当地叫豆粑)给我吃,有时还放进两个鸡蛋,王妈把猪油一次化一小块,掺一点菜,做汤给我喝。我大小便不能自理时,王妈和明求为我端屎端尿,不知有多少次。我是北方人,在室内大小便不习惯,身体稍能支持,就挣扎着到外面大小便。有几次不慎跌倒在粪缸边、石阶上,明求赶忙把我扶起,心疼地问我摔坏了没有,并劝我:“兄弟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要见外,不要到外面去小便了。”明求的妻子叫荷花,是个贤惠人。家里的活计她争着干,我的衣服脏一点,她就抢过去洗。明求夜里和我同睡一床,随时守候我的身边。我生日那天,王妈专门为我煮了两个鸡蛋,做了长寿面,按北方人习惯给我过了生日。明求全家为我治病养伤真是操碎了心。

明求家境贫寒,童年时父亲去世,明求承担了六口之家的生活,仅有几分水田和小块山地,打的粮不够吃,只得靠吃红芋和挖野菜度口。有时明求做点纸卖,换来一点稂食,也是难以糊口。加之兵荒马乱,国民党常来搜刮,生活十分艰难。明求经常用苦菜拌饭,节省大米白饭给我吃。当地的区人民政府,把伤病员也挂在心上,政府和游击队的干部看我十几次,带来点猪肉、油进行慰问。打了土豪,给我送过一个猪头,两筐豆粑,还用花布给我做了一件棉祆。在当时,区政府也是吃一顿弄一顿的情况下,这就照顾得很好了。

住的时间一长,我就逐渐和那里的乡亲们交上了朋友。还学了一些乡风土语,和乡亲们打唠。乡亲们向我讲述伪保长、土豪劣绅、国民党掠夺民财,杀害穷人。还常给我讲游击队解放军杀敌打鬼子的故事,我们这些穷苦人,一说就说到一块去了。“天下乌鸦一样黑,只有军民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打倒地主,分田地,穷苦人才能翻身得解放。”通过打唠,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使乡亲们对共产党、解放军更加拥护,对我这个伤病员加深了感情,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

寨下屋,地处安徽、湖北两省交界,只要走上几里路,翻一座山就到湖北地界,虽然那里距县城有一百多里,偏僻一些,但两个省的敌军常在那路过,两军“拉锯”,隐藏伤病员也是很困难的。国民党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狗急跳墙,到处抓人、抢粮、搜山、“清乡”,捕杀我地方干部、共产党员和解放军的伤病员。敌人到寨下屋搜捕了好几次,我在当地乡亲们,特别是在明求一家的掩护下都脱险了。

乡亲们时刻把我挂在心上,只要观察到敌人进山,就来报信儿,帮助我脱险。一天,牛倌王家英在山上放牛时看见敌人进山,拔腿就往山下跑,到明求家报信儿。明求听信儿对我说:“兄,不要怕,敌人对这地形不熟,你不要离开我,咱和他们转。”明求带我钻进后山,转了几圈,进了峡谷,在密林里隐蔽起来。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一阵,溜了。又一天,邻居詹先极看见敌人来了,跑到明求家报信儿,明求当时不在,詹先极说:“兄弟,快跟我走,到我家去躲。”詹先极把我藏在他家的羊圈,用茅草把我埋起来。躲过了敌人搜捕。

寨下屋,南有黄金岭,北有王家寨,四周群山环绕。明求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条件隐蔽我。平时没有危险的时候,明求外出下田干活时,把我留在家里由王妈照料。闻到敌人在哪一带有动静,明求下田干活,他到那就把我带到那,放在田垄和小沟里躲避,他随时照看。寨下屋附近有座大山叫季树岩,地势非常脸要,很少有人上去过。明求在季树岩密林的几棵大树的树干中间,为我专门搭了一个棚子,当地人叫“野猪棚”,名义上看野猪,实际是隐蔽我。一听到敌人在附近有活动,明求就和我作伴,住进“野猪棚”。有一回,敌人来“清乡”,我在季树岩和“野猪棚”里躲了半个多月,明求伪装上山砍柴,或者扛着锄头上山为我送饭、送药,守护在我身旁。

王妈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机警地迷惑敌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一次,敌人突然进了村,明求没在家,我上山去躲已经来不及了。我想敌人查到我是小事,千万不能让老百姓受苦。于是,就劝王妈离开,我站起来说:“王妈,你走吧,我手里有手榴弹(皖西军分区侦察兵送给我的),敌人查到我,就和他们拼了。”王妈把我按下,说:“孩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小赖瓜’(指手榴弹),你听我话,赶快藏在床下。”王妈硬把我推到床下,刚用木板和杂物挡上,清乡敌人进了房门。

“有人吗?”敌人吆喝。

“有。”王妈答。

“在哪”

“我不就是人吗?”

“你儿子呢?

“上山砍柴去了。

“你这有“匪”吗?”(敌人叫我军为“匪”。)

“没有‘匪”。

“你们这里有人‘通匪’,‘窝匪’。”

“我家紧靠大道边,你看能藏得‘匪’吗?”

王妈坐在床前,一动不动。一边从容地和敌人对答,一边继续做着针线活,若无其事。

两个敌人在房内扫了几眼,看王妈稳如泰山,没有破绽,溜走了。

逃避敌人搜捕,明求还让我进过“火墙”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春节那个时候,有一股敌人进了山。明求见有几个敌人朝他家的方向来了,拉着我就跑,转了几个弯,跑下了山涧,把敌入甩掉了。

明求带我跑到了山涧中的造纸房。

“快!兄弟,从这钻进去。”明求扒开火墙烟道掏灰的口子,让我钻进去,蹲在炕里。这火墙里有一块地方,能蹲一个人。

明求用坯和柴禾刚把口子堵上,敌人象凶神一样闯过来了。一个敌人抓住明求,上去就是一巴掌。明求没有吱声。

“干什么的?”

“造纸的。”

“看见有两个‘匪’跑过来没有?!”

“没有。”

“胡说!眼看两个‘匪’跑过来嘛?!”

“我在这干活造纸,没看到。”

“搜!”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房里房外的搜了个遍。没有搜到。敌人气得把造纸的池子和炉子都踢坏了,骂了几句,扫兴地走了。

我从火墙里爬出来,眼含着泪,望着明求,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是这样,大别山的乡亲,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和解放军的伤病员,战胜了敌人的搜捕。

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天,我打听到我军在附近桐山冲一带活动,便和明求商量找部队,明求恋恋不舍把我送出老远。部队卫生队的孙主任接待了我。组织把我安排在鄂豫皖五分区司令部警卫连工作。我随部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一直到胜利。全国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工作。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在大别山养伤的情景。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我曾向大别山地区发过二十几封信(寨下屋处于两省交界,地点我也记不那么准了)寻找明求一家。一九七五年,终于在安徽、湖北两省三县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明求。从此,我俩不断通信联系,亲如兄弟。我在经济上有时给明求一点微薄的资助,给他寄一点药,明求把当地特产茶叶给我寄来。一九七八年七月,我得知明求生病,便叫侄儿陪我(当时我已因病退休),自费专程从辽宁省阜新市去安徽省太湖县探望了他。明求翻山越岭跋涉十多里路到汽车站接我。见面的时候,我们兄弟俩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得都流了热泪。明求说:“兄弟,从东北到大别山,几千里的路程,我没有想到你真的能来呀!”我说:“三十多年来,我就盼着我们兄弟见面。趁着这把老骨头还在,赶快看看你。不然,我死也不得安息呀!”

乡亲们听说我去了,都去看我。大队党支部的詹书记,县民政局的孙局长,县武装部的王部长,都在当天接见了我。傍晚,大队举办文娱晚会,为我演了湖北大鼓。第二天,向阳区党委吴书记又把我接去座谈,共叙军民鱼水情谊。这次探望我才得知:明求在我离开后受了不少苦。我走后的第三个月,国民党把明求抓到半街祠堂,说他“通匪”、“窝匪”,把他打得半死。“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又诬陷他把伤病员交给了国民党,遭受不白之冤。现在,明求掩护解放军伤病员的事迹已在当地广为流传。我拜访了当地乡亲,畅叙了三十年的离别之情,还到王妈墓前默了哀,参观了向阳区的新建筑。大别山里的军民鱼水深情,使我终生难忘。在那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应当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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