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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皖西太湖根据地斗争纪实
   发布时间:2024-07-02    作者:许少林    阅读量:209

峰峦起伏,蜿蜒连绵的大别山,雄峙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哪个控制了它,东向可直接威胁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西指可震惊华南重镇武汉,地势极为险峻。就是在这块藏龙卧虎的战略要地,全国解放前夕,曾进行过中国革命史上最后一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是一九四七年夏,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实行军事上中央突破,把解放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部署,在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率领下,一举突破了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柄利剑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扭转了全国战局,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蒋介石一开始晕头转向,继之则惊恐万状,调兵遣将,同我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当时,我随大军雨下,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八月下旬才到达大别山区霍山县。二十几天后,领导上就将我和程西海同志派到太湖县工作。正是在这里,我经历了这场历时两年的由大发展、到大退缩,再到大发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游击战争。

溯往事,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于平静

太湖县位于大别山南麓,是湖北、安徽两省交界的要冲,自古以来就被兵家所注重。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成立了中共太湖支部。自此之后,无论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一直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一部分,党组织游击队的活动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前,以桂林栖同志为首的皖西工委领导的院西人民自卫军已在一些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并且有了几块较巩固的根据地。不过,更加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还是在刘邓大军主力与他们胜利会师之后。

我到太湖时,正值公历十月初。山区的暮秋,虽然弥漫着萧杀的寒气,但太湖城内却是热气腾腾,充满着欢乐。原来上个月的二十九〔八〕日晚,我野战军第三纵的教导团和七旅二十团在皖西支队配合下,解放了这座县城。敌人在我军泰山压顶、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强大攻势下闻风丧胆,纷纷逃窜。人民群众情绪尚涨,异常兴奋,奔走相告:“当年红军打回来了!”“势力比过去大多了。”一时,太湖境内呈现出一派新的生气。

不久,大约是在这个月的中旬,我们在皖西区党委于一川同志的指导下,正式成立了中共太湖县委员会,这时县委的成员有:我和程西海、李英、武彬等四人。具体分工是:我任县委书记,程西海任县委组织部长,李英任县长,武彬任副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到十一月间,地委为了加强县委领导,又派吴克万同志担任了县委副书记。

县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太湖县城召开的。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我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部署了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非常有利。敌人的正规军尚未到达,伪保安团龟缩在安庆城内,不仅太湖县见不到敌人的踪迹,而且连周围的望江、宿松、怀宁、潜山、岳西以及湖北省靠近安徽的几个县,也都全在我军的手中,是一个大片新解放区的好形势。我们决定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抓紧再抓紧,迅速开展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和扩大县、区武装,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三大工作,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别山区全党提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即在这一战略要地上站稳脚跟,迎接全国的胜利。

会后,我们满怀着胜利的希望,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各项艰巨的工作。

关于政权建设。当时,太湖县尚属新解放区,还未土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南下干部人数又少(开始时只有十几人,后来增加了一些,但最多时也只有三十几人),而许多工作却需要马上开展,这就使得政权建设迫在眉睫,尤显重要。县委极为重视这一大事,特别是对建设政权中用人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派遣、留用、吸收和改造的办法。凡是县、区一级政府的负责干部,一律由县委派遣;其他一般工作人员,尽量留用原来的旧职人员;同时,积极培养吸收大批的地方新干部参加;对旧政权的改造,则和土改结合进行。

在政权组织中,县政府是最早建立的。太湖县城解放的当天,李英同志就随军进了城,广为张贴了事先印好的关于成立太湖县政府的布告。他是北平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已四十多岁工作比较老练,出任太湖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为全县的政权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起初,县政府一共才四人,除李英同志外,还有刘振华、路克恭、李胜济三同志,虽然人手少,但进城后十多天,他们就将政府机构的大架搭起来了。当时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军分区、野战军本县党政军机关筹粮、筹款、筹物资,因此一开始就成立了财粮科,由刘振华任财粮科科长,路克恭、李胜济协助他。不久又成立了一些机构,并吸收了太湖本地人吴文进、远光两人。吴文进是个大学生,属无党派开明人士,是经过访问和动员工作后吸收来的,还比较进步,我们委派他担任了县政府的秘书主任。张远光也是一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委任他负责民政科工作。政府其它一般工作人员还有二十多个,都是旧职入员留用的。

区级政权的组建,是紧接着县级政权之后进行的。区长、区委书记,都是县委、县政府委派的;普通工作人员一部分是新吸收的当地人,一部分是留用旧职入员。全县最早建立的区政府,是寺前河区和弥陀寺区。寺前河区区长是一位旧职乡长马XX,大军未到之前是倾向于我们的,并为我们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由刘秀山同志介绍担任区长。在环境尚好时,工作很积极;环境逆转后,他暗中敌人勾结,因发现得早,枪毙了他。后来,我们派李命恩同志担任了这个区的区长,和英同志担任了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弥陀区的区长,由占亚东同志担任。他是弥陀寺本地人,原来在新四军当干部,因病在家休养。大军到达后请他出来,他十分乐意,他任区长后带出了一批地方干部,使区政府很就建立起来了。全县从十月初到十一月间,先后建立了八个区政府,其中有四个区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委派了区委书记。

乡级、村级政权是在区委政权的指导下陆陆续续建立的。凡是搞了土改的乡,都是我们委派的新吸收的当地干都任乡长。没有土改的乡,原来的伪乡长全都躲避不见面,因此乡级政权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到十二月初,全县三百个保中进行土改的约三十余个,在这三十余个保中,我们建立了村级政权,其领导都是经过区委、区政府或土改工作队调查了解,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我们取消了“保”的名称,改为“村”,村里的领导就叫“村长”。新的村级政权,在当时表现都是很好的。他们对于后来的土改工作和筹粮、筹款、筹物资等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对于余下的十分之九尚未土改的村,我们要求各区采用通知伪保长开会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布置工作任务。在十月至十一月初,这种方式还有些效果,但随着环境逐渐恶化,他们大多数也是不再肯和我们见面了。即使在十至十一月间,他们也不是完全听从于我们的。有相当一部分保,对分配给他们的筹粮、筹款任务采取拖延办法,有的送一点,有的干脆一点也不送。为这事,当时县委采纳了李英和武彬同志的建议,由武彬和一位叫文斌的同志,带着县武装大队下乡,将宣传大好形势和政策,扩大新兵入伍,催交粮款物资等三项任务一起抓。为了严格地办好这件事,我们特意授予武彬有对违抗的伪保长可关押几天的权力。从执行的结果看,效果明显,及时筹集了一批物资和粮款,解决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冬季的供给。

关于武装建设。与此同时,我们狠抓了各级武装的建立。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县、区、村三级都要建立武装,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县委全体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态度是非常明确、非常坚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我们组建了县武装大队。这件事从十月初县委、县政府成立就开始了。直到十一月底,才初具规模。大队部下辖两个连,共有一百四余人,五十多支步枪。武彬同志任大队长,教导员尚文斌同志担任。十几个连、排骨干,都是原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出来的老同志。

接着,我们分别在寺前、黄镇、南阳河、弥陀寺四个区组建了区干队,每个区干队到十二月底时都有了二、三十人。领导和骨干均由县委委派,其来源有原籍太湖和湖北省的新四军的已经恢复了健康的伤病员,有刘、邓大军第一、三纵队教导团派下来的干部、战士以及一些当地的农民。那会儿,武器很宝贵,四个区干队除黄镇区干队配备了二十几条枪和一挺机枪外,其三个区干队都只有十几条枪。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总算把队伍建立起来了,区委机关总算有了依靠。

在这之后,我们又进一步建立了村级武装,凡是开展土改,有了农民协会和贫农团的村子,我们相继成立了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的民兵组织。使全县武装力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那个时候,对民兵的挑选是严格的,出身、成份、社会关系、觉悟程度,样样都要好,哪一门有一点疑问都不行,虽不是百分之百的贫雇农,但中农以上成份者是极少见的。武器装备方面,人手一件,不过大都是长矛、大刀、土枪和一些手榴弹之类。

村级民兵组织的建立,尤如一块磁铁石,吸收了不少老实巴交的山里农民,村子里的工作组变得活跃起来了。许多原先前怕狼后怕虎雇农也积极参加民兵组织。这是因为当了民兵,一则政治地位比解放前大大提高了,以往没有人瞧得起他们,现在居然可以经常出入于村公所和地主的家里,而且手中还有“武器”,成了村里最耀、最吃香的人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只要当了民兵,分到的田地要好些,分得的浮财也要比别人家稍多些。另外,每日还有公事出差的生活补贴,等等。所有这些,都无形中抬高了民兵组织的身价。而民兵们在那样恶劣险峻的环境下,也确实没有辜负众望,为保卫新政权,保卫贫下中农的天下,做出了贡献。即使是到十二月份形势逆转、处境十分困难时,他们中仍有一些还为区里传递情报捉拿和惩罚地主恶霸等工作,甚至还有十几个村的民兵配合区干队攻打“猎虎队”。如辛家冲的民兵,他们在工作队副队长陈礼节同志带领下,经常英勇地出击“猎虎队”,把那一带的“猎虎队”打得狼狈不堪。尽管他们只坚持了短短的一个来月,就散掉了,但却充分显示了武装起来的贫雇农的强大威力。

这个时期算得上是太湖县地方武装力量发展的兴盛时期,全县从上到下,各级组织和领导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的寺前区、黄镇区和弥陀区,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正确,态度坚决,方法得当,因此工作得更为出色,在打击“猎虎队”,保卫区、村政权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县武装大队在全县武装力量的发展中,是最快的。但遗憾的是,当十二月初环境逆转时,他们人枪一点未留下全被编入了野战军,一度曾使县委、县政府痛感赤手空拳之苦

关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工作,是这一阶段的三件大事之一。我们在大力抓政权和武装建设的同时,也认真地分批发了几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几天之后地委也下达了“关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县委的几个同志及时进行了学习,大家心里更加亮堂了。深知:土改是挖封建势力的老根,是使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翻身解放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最能团结群众,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我们站稳脚跟的根本的和首要的条件。没有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再好的政权,再强大的队伍都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都不会经得起战争风浪的考验。

县委当即根据上级指示,对全县的土改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还作了五项未成文的规定,其内容我记得大致有这么几条:一、坚决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实行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把土改与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区委。三、为争取群众和迅速发动群众,—个村子里的土改工作,时间要加快,力求在一个月内完成。四、凡是搞土改的村,一定要有一名经过训练的干部,没有干部去的村子暂不发动土改。五、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遵照上级指示,没有经过批准,区的领导干部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区,在乡和村子里工作的干部,也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乡和村。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几个月的土改工作中以及停止土改后的游击斗争中,影响甚大,后果严重。

县委会议结束后,我和程西海同志返回黄岗乡(因为我俩一到太湖,未进县城,先在黄岗住下工作),他住在复兴保,我住在德林保,开始搞土改试点。

黄岗乡距太湖县城六十多里,是个大山区,背靠桂林栖、刘秀山同志建立的小片根据地——岳西县的柳家坂、大杉村和潜山县的五庙乡。胜可进,败可退,回旋余地大,有利条件很多。但是,由于历史上我军曾数次进来又撤出去,这里的人民群众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的苦头,加之群众对我们只在山区而不在山外平原进行土改的做法心存疑虑,所以既真心拥护我们,又怕我们像个“飞毛腿”,打一阵子就走。大多数人态度若即若离,上了年纪的老贫雇农顾虑更大些。他们说,“闹革命好是好,可惜老是长不了。你们外地人,来得快,走得干净,无牵无挂,留下我们独吞苦果子,那个惨景,你们哪晓得!”当我说明这次不同于以往,不会再走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致使我们的土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如此但经过我俩耐心的工作,两个保土改还是按计划搞起来了。

起初,土改只有两个保,问题还不大,尚好解决。但是当向全黄岗乡推广时,没有干部的难题就使我们犯愁了。也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地委从潜山县派来了十几名新干部。这些同志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年纪轻,热情高,但他们缺乏土改工作经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办个短期训练班。时间六七天,由我和程西海亲自主持。所学习的内容,除了介绍当时全国各个战场形势,讲明我军为啥不再像红军那样来了又离开的道理,以消除怕“变天”的顾虑外,还根据《土地法大纲》,具体地讲清了土改中有关划分阶级成份,分土地、分五大财产、不准挖底财等政策以及工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和纪律。同时,对如何建立村级各种组织,怎样坚持阶级政策挑选干部、如何走群众路线等问题,也简要地进行了学习。这些同志经过学习分下去后,全黄岗乡的土改工作展开了,我们及时地把这个乡的经验,向其他地区作了推广。

黄岗乡的土改工作全面铺开不久,第二批南下干部先后从地委下来了共有二十余人,大都是华北老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村干部。其中,也有少数区级干部。人多了,力量强了,作任务也更重了。县委决定扩大土改面。开头是扩大到该区的佛图、罗溪两个乡,继之又进一步扩大到黄镇、南阳河区和弥陀区的一部分乡和村。时间不长,从四七年十月算起到年底,才仅两个多月,太湖县全县开展土改的村有三十多个。就全县三百个保来说,虽是少数,但影响却很大。

这次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斗争特别尖锐、复杂。现在回想起来,尤其值得总结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土改在一个村完成的时间要求问题。

一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委提出一个村完成土改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月。但事实上这是不行的,因为工作太多,而干部又太少。我们每到一村,头件事就是向群众说明来意,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接着就开展调查摸底,访贫问苦,然后就是忙于建立各种组织,对村干部进行训练,初步训练之后就进行划分阶级成份。同时还要组织诉苦开展反霸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分配土地和五大财产等等。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样样都得做,一个环节都不能少,而时间却又只有一个月,因此,每项工作都难免粗糙,没法深入细致地进行。

第二,关于建立农民协会、贫农团和民兵组织的问题。

农民协会、贫农团和民兵组织,在当时的农村是三个很有权威的组织,谁要想取得对农民的领导,谁就必须先拥有对这三个组织的领导权,由于我们土改中首先注重了这个问题,抓这方面的建设,所以绝大多这类组织都是紧靠我党的,但也确有少数的让残存土顽和地主富农钻了空子,暗中操纵成了假农会。当时的口号是,贫要坐天下。贫农团是三个组织中最有权威的,村子里的一切重大问题——诸如划成份、土地分配、五大财产分、审批民兵、斗争地主等,均需由贫农团来决定。因此,对这个组织的参加者,我们十分重视,必须是真正的贫雇农,中农不准参加。农民协会,虽然中农大部分参加了,但协会的主席、副主席职务,多数是让贫雇农来担任。民兵组织,是掌握枪杆子的审查就更严格了,虽也有中农参加,但人数甚微。这样,就在政治上,使中农处于陪衬地位,没有多大实权,挫伤了中农的积极性。

第三,关于分配土地和五大财产的问题。

在土改的地方,一开始我们是按华北老区的做法。划成份只划两头,即:贫雇农地主富农。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分配根据尽量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原则,只没收分配地主的;对富农的土地只抽出多余的部分(按人口平均,多于贫雇农部分)进行分配,其他财产一概不动。中农的土地也是一概不动。后来,接到《土地法大纲》,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的要求执行,具体做法着重有两条:一是平分土地,二是尽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 所谓平分土地,就是以村为单位,把全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土地数量和质量(等级)加以登记,然后再按全村人口,每人一份进行分配,数量、质量基本拉平。对贫雇农分的数量也不能多于别人只是质量上略比中农有照顾。这一来,不仅使坚决与我们为敌地主、富农加深了仇恨,而且使相当一部分中农,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原有的土地,数量质量上都优于贫雇农,现在一平分数量上虽然没有减少,但是质量上有所下降。他们明显地感到土改对自己有害无益,产生了不满。如德林保上中农王者香,是位做篾工的手工业工人,平分土地时,硬是抽了他家半亩田,分给了别人,造成了他对我们很大隔阂。又如上中农王取胜,他于一九四六年在复兴保刘兴坂买了一亩多好田,才种一年,到四七年冬也被抽出来分掉了,虽然表面上他未敢说什么,但心里却十分反感的。由于时间短促,平分土地在多数村子里只是上名册作了登记,少数村子里也在地头插了分田的牌子,烧了一部分旧地,但实际上并没有按分到的田地耕种收获过一次。尽管如此,却还是在中农阶层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除了土地分配外,还有对五大财产的分配。五大财产,包括耕牛、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由于地主、富农早有准备,能转移的事先都转移走了,加上多数农民思想上有顾虑,分的耕牛、家具、农具不敢要,分的房屋不敢住,分的粮食不敢吃,有的甚至白天分了,晚上又送给地主家,所以五大财产基本上也没有分配成,只是村干部、贫农团的人和民兵等在办公和出公差时,吃的粮食是没收地主的。

第四,关于土改与反霸镇反相结合的问题。

土改是与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紧密配合进行的。具体做法是:干部进村后经过调查摸底,访贫问苦,建立了各种组织之后,一面进行宣传,一面进行调查,弄清本村的地主、恶霸对象。然后有目标、有准备地组织农民进行大会控诉,再根据大会控诉的材料,加以整理,报经区委研究定罪。一般来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凡是这样的对象,多数都判为刑,有的由委出一张简单的布告就枪毙,有的则在控诉会上被愤怒的群众乱棍打死。

诚然,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采取这种有调查、有目标的大会控诉,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振奋斗志,威慑敌人,扫除土改道路上的绊脚石的好办法。但我们没有认真地正确地分析客观情况,失误之处不少。那时候,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大恶霸都逃跑了,中等的也隐蔽起来了抓不到,留在家里的都是些小的,或者是一些地主恶霸的爪牙,虽然这些人也有罪行,也被群众所痛恨,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是应得的,但毕竟应该和罪大恶极的有所区别。其次是对材料,未经仔细核实。本来杀人是一件极为严肃的大事,应有确凿的罪证。但是我们大家都未做核实工作,只是按照控诉会上的材料而定刑的,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不实之处。再者,当时我们只执行了判死罪的一种刑法,难以执行关、管等其它刑法。这些工作失误之处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加以夸大和利用,以煽动地主富农对我们的仇恨,加深群众对我们的疑虑和恐惧,而这一切消极的因素也就更加重了以后我们坚持斗争中的困难。

第五,关于工商业方面的问题。

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在部署土改时,我们忽视了。对工商业者,是保护他们,还是打击他们,未做明确规定,按照党的政策,无疑他们属于我们保护的范围。但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为了满足贫雇农眼前利益,有些地方,错误把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分掉了。尤其严重的是,在筹集布匹、款项中,一些小镇上(如徐家桥)还曾发生过向工商业者派布款和乱拿人家货物的现象,这就直接地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

这次土地改革,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初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县四个区八个乡的三十多个村;到十一月下旬;由于环境开始逆转,前进的步子已出现艰难,到了十二月下旬,由一个我占优势敌占劣势的新解放区一变而成为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游击区,虽然没有上级明文指示,但实际工作中,土地改革已完全停止了。

回顾这一阶段的情况,我深深感到:这一期间(十月—十二月底),政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武装建设的成绩也比较显著。土地改革,虽然只是在太湖县十分之一的村子里进行,但是它的政治影响是比较大的。它生动地告诉广大的贫苦人民,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求解放的。尽管这一次他们没有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任何真正的实惠,甚至还受其害,但他们还是从内心拥护党,期待着共产党的最后胜利。这棵经我们精心培植的“土改树”,毕竟它来到人间太早了,虽然它结出了不少果子,然而这些果子的大多数既不香又不甜,却是又苦又涩,树的培植者又必须不留下一个地把它吃到肚子里!

一九四七年冬末至一九四八年初夏,是太湖县一年多游击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全县党政军各级组织和干部、战士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从四七年十一月下旬起,国民党反动派果然不出我党中央之所料,听从我军的摆布,从他们原来对我西北、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围剿的兵力中抽出了三十三个旅共二十多万人,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伪国防部长白崇禧任总指挥,坐镇九江;企图以所谓“总力战”,一举消灭或赶走我军。由于大别山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为了机动歼敌,刘、首长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再将敌人拖出来,引到预定战场消灭之的指示,于一九四八年初给皖西军区留下少量兵力后,主力即转移到淮河以此地区。这样一来,西北、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大为减轻,很快转入了反攻;而大别山区的形势却由原来无一敌踪的大片新解放区,变成了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游击区,由大发展转为了大退缩。我们在异常艰难困苦之中坚持斗争、英勇斗争。

当时,在太湖县敌人先后进驻了主力整编二十五师和四十八师。二十五师系敌黄伯韬部,是我军手下的败师,在华北战场上曾被我军歼灭过。这次调太湖县之前虽然进行了补充,但不少军官仍然心有余悸,一听到要和解放军作战,就有几分胆寒。再者,他们以往没有到过安徽,和当地上下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人地生疏,士气很低。因此,尽管他们也四出“扫荡”,但终不敢肆意妄动。没多久,整编四十八师(军级)替换了二十五师。四十八师属桂系军,抗战期间他们就一直龟缩在这里,不少官兵与当地豪绅、地主和群众结了亲眷,不仅民情、地形熟悉,而且有很多二十五师所没有的直接的社会关系,此外,他们还不曾在战场上与我军较量过,所以自恃战斗力强大,颇为骄横。

那时,我中共太湖县委、县民主政府已撤退到寺前河一带。敌四十八师的五二六团乘虚占领了太湖县城,其团部和一个营驻扎在太湖城内,团长谢尧兼任伪太湖县县长。这个家伙一上台,很快便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军队、政权、党、特倾巢而出的反革命措施,疯狂地对我方全面围攻。他先是大力扶植了县、区、乡、保各级反动武装的建立和扩大,相继建立了三百多人的县自卫大队和区联防队,在大多数乡建立了二十人左右的乡自卫队,在更多的保建立了数人或十数人的“猎虎队”。区、乡、保政权,随着反动武装发展也普遍恢复了。与此同时,他还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对我方在土改中的一些“左”的失误之处,大肆渲染和夸大,说什么“共产党共产不分贫富”,诬蔑我方已经停止进行土改结合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杀不成功,成功了再杀”,极力煽动地富对我党的仇恨,离间我党和群众的关系。紧接着,他又着手在许多乡恢复、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和特务情报网,在部分保、甲推行了“五户联坐制”。整个太湖县转眼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我方力量处于劣势,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我太湖县县大队近二百人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就编入野战军开走了。第三纵队教导团派来的一个中队,分散到四个区的区干队作了骨干。县委手中没有武装,四个区干队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余人,各村的民兵组织也被敌人摧垮了。这期间,虽然在我们区武装与县武装、地方干部的紧密配合下,也多次寻找机会出击过敌人,并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毕竟改变不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敌人凭借着自己一时的优势,穷凶极恶地展开了反革命围剿。这时,乡以下的地主豪绅因为有了武装,反攻倒算的气焰尤为嚣张。凡是搞过“土改”的地方,敌人就异常残酷地实行镇压。我方农会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只要落入魔爪,大都逃不过被屠杀、被抄家、被罚款的悲惨遭遇。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那个时期被杀害的村干部有一百四十多人,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害。如九田村农会主席刘中武,敌人杀害了他本人后,仍不甘心,还惨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并抄了他的家。那会儿,不少人被迫自首,不少人被迫有家不敢归。对前者,狡猾的敌人要加倍罚款;对后者,他们则不惜重会悬赏捉拿。黄乡复兴保的农会主席王传九同志就是被悬赏一千万伪币通缉的一个。他毫不畏惧,一直和我们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

那时,又岂止村干部这般遭难!我地方武装和干部同样经常被敌人包围、袭击。这一期间,大小总共有二十多回。举其大者,就有以下几次:

一次是程西海同志和我分别在两个“土改”点上遭到敌人袭击。那是四七年十一月下旬,敌情已十分严重了,我带着几个干部在南斗冲进行土改,程西海带着十来个干部在罗溪乡进行土改。由于我们对周围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思想没有什么准备,结果我俩先后遭到敌人的袭击包围。撤退时,我处姜世太同志不幸牺牲,其余安全转移了;程西海那边人员全被打散,数人被俘。仅西海同志和警卫员牛龙锁同志突出了重围。

另一次是何银珠、金〔靳〕风阁两位同志在大中保和石井保被害。何、金二同志是第二批南下干部,到太湖后分配在大中保、石井保搞土改。形势变坏时,他们虽然明知有危险,但因未接到上级集中干部的通知,仍在各自岗位上坚持工作以致惨遭敌人暗算。何银珠同志被敌人大卸八块,其惨象目不忍睹!靳风阁同志也被敌人用石头活活砸死了。

我县级机关不断遭到敌人袭击。最严重的一次是四八年二月中旬,因情报人员失职,县政府机关二十多人在黄岗乡猫石河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几位同志牺牲,十多个人被俘,只有县委副书记吴克万和另一位同志拼死冲了出来。

区级干和武装也遭受了一些损失。如四八年的四月间,弥陀区区干队在反“围剿”中不幸于桐山冲被敌正规军一个营包围,激战中,我区干队队长祁家辉同志等九人壮烈牺牲。不少区级领导,处境非常艰难。黄镇区区长许立仁、南阳区区长高立堂等同志,在最危急时,只好白天在村子里坚持工作,晚上几个人躲到山头上露宿。有一次,高立堂等同志为了阻止一个村的民兵带枪投敌,半途中险遭毒害。

在那血雨腥风、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好同志英勇不屈,顽强战斗!有多少这样的好同志为着革命的胜利,无私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闪耀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史册里!

这时,我们在土改中花了许多心血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差不多全被摧垮了。原先我们实指望靠“土改”站稳脚跟,没有料到形势一变,“土改”地区受到的摧残,反而更加严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吸取了前一段血的教训,决定改变“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区不离区”的做法,迅速把干部集中起来,随区干队一道行动。这一来,我们不得不退出以往“土改”过的地区,转移到一些未搞过“土改”的地区。我们大步收缩后,敌人自以为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大吹大擂,十分得意。他们胡说什么“刘伯承跑到黄河以北了!”“大别山的共匪全被消灭了!”一时谣言纷纷,地富开了心,广大群众却忧心忡忡,情绪更加低沉。我们的处境虽然摆脱了固守“土改区”时那种人员分散,随时有可能被敌人袭击、杀害的危险,但由于落脚的是一些从未搞过土改的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害怕接近我们,所以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困难。生活上苦一些尚属次要,最难过的是自己变成了“聋子”、“瞎子”。每当我们进入一个村子里,碰到的大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即便是心底里同情我们的人,也只是略为寒喧几句就借故躲开了。我们探听不到敌方的真实消息,相反,敌人的情报人员却把我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往往是我们到一个村子里刚做好饭准备吃,敌人袭击的枪声就响了,又不得不饿着肚子立即转移;我们没有一块安宁的后方,只得日夜在山头上游击、躲避。大别山区冬冷春寒,时而风雪迷漫,时而阴雨连绵。不少南下的同志因战斗负伤和长期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水土不服,时时又提心吊胆,处于紧张之中,生疮患病的急需治疗和休养,可是我们却无法安置他们,医治他们。除特别严重不能行动的寄留在群众家里外,一般的都只好带病拖着走,不能及时医治休息。这时,衣服、鞋子也完全断绝了来源。四七年冬季发的一套棉衣穿上身后,缝缝补补,拆拆改改从未脱下过。冬天既当袄又当被;春天掏掉棉花当夹衣,夏天再扯下夹层当单衣。每一个同志身上都是又破又烂,补丁叠补丁,各色各样。因此大家常常戏谑地称自己为“杂牌军”。鞋子到后来则主要是靠编织草鞋勉强维持。吃饭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地方干部,到了村子里由于无人愿意出面接头,只好自己分散去各家各户,靠说好话要点来。遇到有同情心的多少还给一点,遇到对我们有厌恶情绪的,不仅不给,甚至还粗言粗语地伤害我们。所以地方干部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经常饿肚皮。记得那年春节来临时,敌人杀猪宰鸡,庆贺新年,我们却连下锅米都没有。万般无奈,除夕之夜,我们县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只好分散,各自带着十多个干部突然闯到地主富农的家中,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和防范措施后,强令他们拿出早已准备的菜肴……就这样,我们饱餐了一顿丰盛的年饭,安安稳稳地度过了这个传统节日。

随着形势的逆转,我们队伍内部渐渐地出现了波动。起初是一些新干部有了变化。四七年秋天以来,我们先后吸收了六十多名新干部,由于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不够,因此环境恶化后,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人同我们坚持到了最后胜利外,大部分人在政治上动摇了。有的借口家属患病,请假探亲,一去不回返;有的则把枪枝弹药留下后,不辞而别了;也有个别的叛变逃跑,如原县民主政府秘书主任吴文进就是其中一个。在新建立的几个区干队中,新兵也逃跑了一部分。

不久,南下干部中也出现了问题。太湖县的南下干部先后共有六十多人,在一年多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其中有三人壮烈牺牲;有十几人在战斗中不幸被俘;有三十二人坚持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极少数政治上的软弱分子,在最危难时,有三人卑鄙地逃跑了。

那些日子,不仅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考验而丧失气节,就连一些从野战军部队转来地方的曾几经沙场、浴血奋战的同志,也有少数忍受不了这样艰苦的生活,不顾纪律,擅自离开岗位。一九四八年四月间,黄镇区就发生了一起区干队集体潜逃的事件。这个区干队从队长至士兵大多是野战军的恢复了健康的伤病员,其中有二十多名干部、战士还是北方人。他们在大部队生活惯了,到区干队后,不仅不能象过去那样打大仗,大量地歼灭敌人,反而经常被敌人袭击,加之区干队的衣、食、住、行都比大部队困难得多,所以情绪一直不稳定。特别是区干队的几位领导,本身就不乐意在区干队干。一天夜里,他们竟然带领二十多人,全副武装离开了太湖县。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是逃往华北去了,当即组织了一支精悍的武装急速尾追。谁知一连找了几天,也不见踪影。六、七天之后,他们人枪一点不少,又全部回来了。事后经了解,原来他们是跑到老部队去了,部队首长问明情况后,对他们作了严肃的批评,命令他们立刻返回太湖县。尽管如此,当时县委对这起事件有关的领导人,还是作了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使坏事变成好事,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人心,坚持斗争的作用。

到一九四八年的三月末,我们的处境更艰难了。这时候,太湖县周围几个邻县的我方党政军力量,先后奉命回到地委分区去了。潜山县的我地方武装也撤到该县北部(潜北),划归了另一个分区。敌方驻守在太、宿、潜三县的谢尧五二六团,现在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对付我方力量。我们能够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到四月底只剩下太湖西部的一小块地方。原有的八个区,一个也没有了,二百六十多个保政权,也只留下了松坪、紫荆两个保和黄龙保的几个甲。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区丧失了。

形势变化得如此严重,是从未预料到的。痛定思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客观上讲,敌人凶残暴虐,一时力量占优势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八年四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班出击黄岗乡敌人后,夜宿吴家大屋时,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一边给我们做饭,一边含着眼泪诉说的那番话:“你们败了!你们败得使人痛心呀!并不是国民党有啥厉害,而是你们的政策、办法不对头,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呀!”多么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啊!那时候,我们想的和干的确实只有本来就不应该搞的“土改”那一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思想上只有一种准备、一手打算,没有,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搞什么游击战争。因此面对狼烟四起、枪声遍地的恶劣形势,我们却不知道根据新的变化而改变工作方针政策,以适应新的斗争需要。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份,我们还仍在按《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到三月份,虽然改为按新区工作指示(即只分地主的土地,中立富农),但总而言之还是在继续搞“土改”,可见“左”的错误政策仍在紧紧地束缚着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这中间诚然有县委水平不高的问题,但也和某些领导同志指导思想上的片面不无关系。记得我们干部大队南下到山东省阳谷县,在这里进行学习和整顿时,大队负责人之一的刘XX发现有的同志身上带着纱布、药棉和药品,便立即查问,当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准备用于打游击时,十分生气,竟在全体南下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说“这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思想”,又说,“我们这次南下对敌人犹如泰山压顶,秋风扫落叶,哪有几十万大军用榴弹炮去打游击呀!”还说:“你们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前去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新解放区,哪有什么游击可打呢?”这些话,当时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很多人听后都感到十分振奋和高兴,而且深信不疑,确实给我们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

由于立足之地绝大部分失去了,几个友邻县的武装和政权也撤回分区了,从表面看太湖县似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因此,有些同志对再坚持下去都产生了疑虑。有些人曾问县委领导人:“人家几个县都回分区了,咱们为啥还守在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则私下议论说:“目前,我们坚持太西的这部分地区尤如一个大口袋,钻进去爬不出来,太危险了!”这些话,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太湖县西北部地区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

县委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深深感到它关系重大,非同小可,如不及时解决,势必会涣散我们的斗志。因此,县委作了研究并明确地给予了回答。首先,我们肯定了坚持斗争的困难,指出部分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说明了可以坚持下去的因素,具体地向大家摆了四条理由,一是有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物质力量的支持;二是有友邻地区——即湖北省与太湖县交界的广大地区群众的帮助,我们在军事上有不少的回旋余地。此外,太岳县已建立,我们可以相互支援;三是我们尚有二个区的区干队,有近百人,三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战斗力还不错。特别是我们还有一批太湖县和湖北省蕲春县的当地工作同志,他们情况熟、语言通、联系广,对于我们坚持斗争非常宝贵;四是敌人暂时虽占很大优势,但由于地区大,他们兵员质量差、数量少,只能驻守在太湖县城和几个镇子上,无力长久控制广大农村,所以根本形不成“口袋”之势。只要我们注意敌情,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完全可以坚持下去。这四条理由,客观实在,说服力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还有一部分同志思想不通,仍以保存力量为理由要求撤回分区,但绝大多数同志是同意县委的看法的,打消了疑虑,增强了信心。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从实际行动方面采取了变被动为主动的积极做法,努力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的弱点,主动出击敌人,不再一味地游击、躲藏。从这之后,李英、吴克万、董保堂等同志都分别带领小股武装,多次采取过主动进攻的行动,均取得了一些效果。如四八年的三月下旬,我弥陀区区委书记赵建武、区长程耀奎和区干队等领导同志发现该区黄泥乡自卫队防备薄弱,便主动带领区干队出击,结果旗开得胜,打死了三个敌人,活捉了三个敌人。这一下吓得附近几个乡下的自卫队都龟缩到县城周围不敢单独出来了,那些伪乡政权因失去了武装依靠,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猖狂了。又如这个月月底的一天,正规军下乡清剿刚到县城,又疲又累,李英同志和我瞅准机会,带了一个班,星夜奔袭了黄岗乡猫石河村,活捉了伪乡长王平(是另外一个乡的伪乡长,在这里宿娼)。这个家伙作恶多端,本来我们准备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他,不料因看守人员失职,他侥幸逃脱了。虽然人未杀成,但那一带的伪职人员却从此被我们这种“神出鬼没”般的行动吓破了胆,为非作歹的事也收敛了些。

这一期间,行动比较积极的区级武装,除弥陀区干队外,还有南阳区干队和黄镇区干队。特别是黄镇区干他们共有三十多人,战斗力较强。在副书记许立仁、岳中林同志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打击土顽的活动,先后出击过多次。如:袭击天华尖和黄界河的土顽,袭扰敌人的正规军,出击黄苗山和辛家冲的乡自卫队等等。每次行动都有收获,不是把敌人打跑了,就是抓了一两个俘虏,缴获了敌人一些子弹。所有这一切,尽管在军事上算不了什么大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群众知道“解放军没有被赶走”;使敌伪人员产生了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它振奋了我们自己同志坚持斗争的精神。

在那极端险恶的日子里,党和人民始终在关心着我们,支持着我们。地委、分区的领导同志卢仁灿政委,孔令甫司令员,李唐、傅大章副书记等,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太湖县,给我们讲全国各个解放战场的大好形势,作工作指示,并为我们解决经费困难,还派出部队支援我们;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太湖县的广大人民群众,虽然由于我们在挺进大别山初期在政策策略和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了“左”的错误,使他们对我们产生误解,但贫雇农中的大多数还是从心底里欢迎我们,拥护我们。今天,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历史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太湖——我的第二故乡中许许多多可敬可亲的人们:那置生死于度外,为我军传递情报,保护干部、战士,并和我们一同坚持斗争的黄龙保的“胡子佬”,紫荆保的祝宝明,松平保的占士德,寺前河区佛图乡寨下托人称“一青松”的革命老人蔡太和一家,以及胡明章、蔡庆南等老人……。尤其终生难忘的那位被我们誉为“革命妈妈”的李老太太,她是我弥陀区区干队战士李新早同志的母亲,那时已年近五十了。她性格刚直,心地善良。虽然家境贫困,但为了革命,她却敢于挺身而出,积极援助我们。她的家既是我们伤病员的“疗养所”,又是我们干部接头的地方。我们有些同志身上长了疮,没有药治,李老太太便爬山越岭,千方百计寻来草药为我们治疗。那些日子,我们有很多生病的同志都在她家住过,亲身感受过她那慈母般的关怀。她老人家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励着我们。

大别山区春寒的时间,似乎比别处要长些,直到五月份才慢慢变得暖和起来,在这半年多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坚持斗争在太湖县的同志们,历尽了千难万险,付出了血的代价,从不适应到适应,从无准备到有准备,从被动到争取一些主动,处境开始有了一点改善。当然,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这是因为:一方面敌人的清剿扫荡仍在频繁地大规模地进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还缺少“拳头”反击敌人。更为严重的是,这时“土地改革”实际上已无法搞下去了,“鱼塘”里几乎没有“水”了,该用什么政策去动员、去组织、去团结群众和我们一道坚持斗争,一道打击敌人呢?新的问题使我们又一次陷入了苦闷、迷茫之中。我们多么希望得到党的指示啊!各级干部、战士都在焦急地盼望着,期待着!

一九四八年的夏秋之交,全国各个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都取得了反攻的重大胜利,尤其是中原战场,已由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对蒋军实行大决战的前进基地。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彻底覆亡指日可待了。然而,在大别山地区却是另一种情况。驻守在鄂东和皖西地区的敌七军、四十八军(整编师),仍象过去那样气势汹汹地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对我频繁而又残酷地进行着“清剿”,我太湖县游击根据地依旧笼罩着一片浓重乌云。

正当我们在异常艰难中苦斗的时候,地委、分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来到了我们中间。记得那天恰好是“五·”青年节,分区的孔令甫司令员、梁诚副政委和地委的傅大章副书记等人风尘仆仆赶到太湖,在九田乡(今刘畈乡九田村)兰家山召开了全县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大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会,对太湖县的工作可说是令人喜悦的转折。会上,几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他们既具体、生动地讲解了全国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本地区的情况。同时,还就调整组织和开展军事斗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决定成立太西、太北两个指挥部,组建两个游击大队,成立两个由地方区以下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再次强调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加强军地紧密团结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坚持太湖斗争的广大干部和战士。

这次会议之后,县委组织全体干部、战士进行了认真学习,特别是反复讨论了上级关于军事斗争方针和军地团结配合的指示,使大家认识到:在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斗争中,武装斗争取着决定性作用,是主要的支柱。但是,武装斗争一定要紧紧围绕发展根据地这个大目标,武装力量也应该爱护和保护地方干部,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地方干部则应尽力支援和帮助武装力量巩固、壮大,协助他们多打胜仗。由于大家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认识提高了,统一了,顿觉精神振奋,干劲倍增。

不久,我们便正式建立了太西、太北指挥部及其游击大队、武工队。太北指挥部由程西海、吴克万、石春喜、赵元兴、王家兴等同志组成,程西海任指挥,吴克万任政委,其他同志分别任副指挥、副政委。太西指挥部由我和李英、董保堂、万玉华等同志组成,李英任指挥,我和万玉华分别任正、副政委。太北指挥部所属的武工队,由寺前、沙河等区的地方干部组成;游击大队则由这些区的区干队和三纵教导团第八中队队部及两个排组成,活动于寺前区和潜山县的五庙乡一带。太西指挥部所属的武工队由黄镇、南阳、弥陀三个区的地方干部组成;游击大队也由这三个区的区干队一百五十多名指战员组成,活动于太湖县大河以南和西部地区。

经过这样的调整,我们的武装力量形成了“拳头”,加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统一,自此以后,太湖的武装斗争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特别是太西地区,更为突出。太西指挥部成立后,武装斗争实际上主要是由万玉华同志负责的。他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军人,不仅颇有治军作战才能,而且也尊重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关心爱护地方干部。

当时,县委曾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逐步总结出了四条对策:一是当敌人正规军携带土顽向我县根据地大举进攻时,我县武装应机动灵活地避开敌军主力,向外线转移,以保存实力,待敌人退出后,尽快返回根据地打击土顽和特务,开展日常工作。二是当敌人正规军携带土顽向我地委和军分区大举进攻时,我县武装应趁敌人后方空虚之机,深入到敌占区,捕捉伪乡、保人员,威胁敌人的老巢,以牵制一部分敌人。三是当只有土顽进攻我根据地时,我县武装应努力寻找打击敌人的机会,积极消灭土顽的有生力量,保卫我根据地。四是当敌人暂时停止“围剿”进攻时,我方应派出侦察人员和部分小分队到根据地的前沿活动,随时掌握敌情变化,以保卫地方干部放心地在后方工作。对这四条,万玉华同志始终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太西地区军事工作搞得卓有成效,也是与此分不开的。

那时,敌人进攻非常猖狂。从四八年四月至九月,敌桂系四十八军和鄂东七军就先后对我皖西一分区和太湖县发动了七次大的“围剿”。主要目标对着太湖县的有三次,其余四次的则是对着分区和地委的。每次都有敌正规军和土顽一千到三千多人,气焰极为嚣张。我分区、地委和太湖县委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一些损失。尽管如此,敌人在大别山、在太湖县却没能压垮我们。相反,由于地委、军分区的支持和正确领导,我们在战略战术上运用得比较灵活、适当,且武装力量又有“拳头”,斗争经验逐渐增多,所以次次总能挫败敌人的阴谋,取得斗争的胜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最严重、也是最精彩的反“围剿”斗争有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旬,敌广西军调动四个营(包括鄂东敌七军两个营)和六个区的土顽近三千多人,分四路扑向我太西游击区,驻地清剿,辗转反复,妄图消灭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避开敌主力,跳出合围圈子,向根据地外围转移。我们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防敌抢粮;一面将地方干部、武工队临时编入游击大队,由万玉华同志统一指挥行动,在鄂院边界山区与敌人周旋了七、八天。最后敌人不得不两手空空,拖着疲倦的身子退出了根据地;而我地方干部和游击大队,均安然无恙。敌人一撤走,我们就立即返回了根据地,依然按计划开展工作。另一次是发生在这个月的下旬,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及土顽组织了更大的兵力,以我皖西一分区和地委为主要目标,分十路进行“围剿”。战斗打响后,我分区和地委机关就被敌人紧紧咬住了。在与敌人遭遇战中,分区副政委梁诚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情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太湖县委主动给地委、军分区分忧。当时,太湖县的守敌五二六团已奉命倾巢而出,全部投入了“围剿”,城内空虚。县委决定率领游击大队,乘虚而入,佯攻县城,打击县城附近的敌顽,扩大影响,牵制敌人,以实现减轻分区压力的目的。于是,我们把弥陀区的干部作了妥善安置后,带着黄镇区原来的区长、区委书记许立仁、郝科、岳中林等十几位干部与游击大队一道,连夜急行军赶到了黄大乡。拂晓,当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乡公所时,十数名正在那里通宵达旦打麻将的伪乡长和职员们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地方干部立即分头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讲大好形势和新区政策。这一下,影响大了,群众议论纷纷:“解放军要打太湖县城了!”消息象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五二六团团长兼太湖县长谢尧的耳朵里,他惊恐万分,赶忙把投入围剿的两个营抽了回来。我们一见目的已经达到,迅即回兵向西,又打击了南阳河的敌自卫队,还活捉了人称“西霸天”的伪县参议员胡伯勋。虽然从全局考虑,我们没有杀他,教育了一番释放了,但是却震慑前方和后方的敌伪人员,有力地配合了我分区的反清剿。事后,皖西军区曾对我县这种“敌进我进”的打法给予了通令表扬。

除了这几次大的反“围剿”之外,我太西指挥部和太西游击大队还在本地区与前来进犯的土顽连续打过几仗。影响较大的有杨家边、殷家岭的两次伏击战和夜袭田家滩的战斗。

杨家边、殷家岭的两次伏击战,皆是因敌人企图进犯南阳河以西地区而打的。我们不仅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且把他们赶到了南阳河以东,未让敌人的野心得逞,胜利保卫了根据地。

夜袭田家滩的战斗,是我方根据情报主动向敌人进攻的。当时,我游击大队集中在三面尖(今刘畈乡栗树村),得知进犯田家滩的只是土顽一个中队的消息后,我太西游击大队星夜奔袭,俘虏三十多个,缴获枪枝二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还打伤并抓获了敌中队长蒙桂标。这次战斗规模虽不大,但作用却不小。一是使我们的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二是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特别是当我们释放了全部俘虏,并对蒙桂标给予了优待,包扎了伤口,用担架抬着他让沿途各村次递传送,一直把他送到太湖县城后,影响更大了。

这期间,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不仅充分发挥了武装队伍的威力,而且还注意发挥了地方干部、战士的特殊作用。当时,干部战士中有一部分原是新四军太湖籍的人,他们不仅有作战经验,更可贵的是熟悉地理人情,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是一支应该特别重视的力量。我们从他们中间抽调了一部分,组成了一个侦察排,由原在新四军任过排长的占启成同志(太湖弥陀区人)带领,负责搜集敌人的情报,有时也承担一些别的任务。我记得,县委就曾将消灭叛徒李子桥特工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结果任务完成得很好。李子桥特工队共有十多个人,李本人原先也是新四军一个连的指导员,被敌人俘虏后叛变,做尽了坏事。当地群众和很多战士家属都深受其害,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这一心腹大患。这年九月间,占启成同志带领十几个人终于把李子桥抓获了。为了平民愤,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当场枪决了这个无耻之徒。

那段日子,军事斗争之所以能搞得这般轰轰烈烈,除去前面讲过的组织调整、指挥得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内思想政治工作抓得较好,发挥了党员干部模范作用。县委和游击大队总支委曾给干部作过三条不成文的规定,1、及时地、经常地向干部战士讲解全国令人鼓舞的战争形势,坚定胜利信心。2、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3、注意言传身教,干部要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爱兵如兄弟”的榜样。当时,在武装队伍中,从副政委万玉华到各连、排、班长对这三条都是执行得比较自觉、比较认真的,因此效果也比较显著,涌现出不少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模范党员干部。我印象最深的有指导员余友江、连长刘其云、张明举;还有战士党员胡志刚、乔德刚、李杏早、戴盖成、王万新等。他们既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又是尊干爱兵的模范。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在行军途中,他们为伤员背枪、背背包,在宿营地不顾自己的疲劳,为伤病员洗脚、熬药、洗衣服;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找犯了错误的同志谈心,耐心地批评教育,亲切地予以帮助。正是因为有了象他们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才能够经常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愈战愈强。与此同时,军地关系也更加密切了。我地方干部不仅千方百计为部队筹粮,发动群众给部队做军鞋、棉衣,而且每逢战斗胜利和节日,还动员群众杀猪慰劳部队,并先后动员了一批农民参军,壮大了部队。所有这一切都为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随着全国和本县军事斗争节节胜利,这个时期,我们根据地与敌人的政治斗争也同样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开展两面政权的工作。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份以前,县委一直为两个问题所苦恼:一是武装上没有打击敌人的“拳头”。这个问题到五月初大队组成后已经解决。二是缺少一个正确的政策去号召、组织、团结群众和我们一道打击敌人。这个问题直到五月末,新的中央指示下来后才得到解决

党中央新的指示,是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同志五月底路过弥陀寺时向我们传达的。我记得的主要内容有,停止土地改革,组织反蒋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团结、争取、利用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伪内部人员,建立两面政权;在经济上要实行“双减、三抗”(即,减租、减息,抗丁、抗粮、抗捐税)、合理负担的政策和保护工商业等。县委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全体干部对党中央这些新的指示,进行了认真地学习。大家首先结合一年多来的工作实际,坚决清除了头脑中残存的主观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并结合以往,尤其是抗战时期在敌占区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两面政权”经验的基本精神,畅谈了对新区指示的认识。一致感到:党中央的新区指示是符合大别山这样的新区情况的,是非常正确的。接着,便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敌伪人员的情况,对建立“两面政权”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了客观的分析。所谓有利条件,是从全局来看的。当时,全国战略大反攻已经开始,战争优势已明显地转到了我方,因此敌伪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有了后顾之忧,在考虑“后路”问题;我们自己也有了一支坚强的力量可以依赖。所以只要我方工作做得适当;建立“两面政权”是可能实现的。所谓不利因素,是从大别山地区来看的。那会儿,敌人正规军还在,他们仍占居优势,妄想消灭我们,或赶走我们,这就使我们开展“两面政权”还存在不少困难。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是支流,是可以改变的。根据这个分析,县委具体制定了行动方案,并很快组织起了一个较强的工作班子。

那时,太北指挥部的武装和地方干部已全部调回军分区,其中原系太湖县的干部都回到了太湖的太西地区。经研究,县委决定由吴克万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为了便于接近当地的中、下层人士,他改换了姓名,公开身份是弥陀区区长。县委给他配备了两名地方干部,一个叫胡文焱(太湖人),一个叫柳应祥(潜山五庙乡人)出任副区长。同时,还选调了赵建武、郝科、胡循哲等十多位同志参加这一工作。

这些同志到任后,在克万同志领导下,除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力宣传“蒋必败、我必胜”和全国的大好形势,用新区政策向敌人进行心战之外,还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了三点好的做法:

一是选择好的突破口。当时,弥陀区的弥陀乡共有十一个保,我们逐个地分析了各保的情况,决定在紫荆保首先突破。因为我方在这个保已有一些工作基础,从地理条件来看,又紧靠湖北,远离太湖县城,敌人一般是不敢“光顾”这个地方的。而且,该保有个姓刘的地主乡绅尚在家中未出走,其弟又是国民党太湖县党部的职员,主客观两方面都比较有利。如果我们突破了这个保,必然会影响周围几个保,工作可能会顺利些。主意拿定后,我们全力以赴,经过十多天的努力,该保不得不派人和我们接了头,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即:及时为我方送情报,对我方供应粮食,对敌人搞“三抗”等等)。突破了紫荆保,我们以此为基点,继续乘胜前进,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该乡九个保陆续建立了两面政权。紧接着,我们又向前推进到田家滩乡,通过一番斗争,也取得了进展,建立了几个保的两面政权,从此打开了弥陀区的政治局面。

二是对上层和群众的工作同时进行,紧密配合。那个时候,要建立两面政权,其工作对象无疑主要是敌方的上层和中层人物。就一个乡而言,不外乎是地主、乡绅、保长、乡长之类,不把这些人转过来,两面政权就无法建立。但是只有这一点还不够,要想掌握敌方的真实情况,做到“对症下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必须要做好其他阶层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当时,我新区政策是很符合群众利益的,尤其是“双减”、“三抗”和合理负担的政策对群众更有好处,因此深得群众拥护。他们非常欢迎我方能与敌方的乡、保搞“合作”。即使是一些“肉头户”(小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一部分),由于家中比较殷实,以往颇受大地主、保长等上层人士的欺压,负担比一般人家要重,所以也希望我们建立“两面政权”。有鉴于此,我们在大力对上、中层人士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群众和其他阶层人士的工作,以这些人为基础、为依靠,上(我政权、武装)下(群众)夹击,十分有效。

三是软硬兼施,区别对待。在建立两面政权的过程中。对敌方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绅士,我们总是尽量采取用政治教育的办法,去开导、启发他们。而对那些比较顽固的,我们则针锋相对,毫不留情,决不无边无际地“宽大”、“容忍”。记得在突破田家滩保时,起初我们多次托人向这个保的保长打招呼,他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一直不理不睬。后来我们区政府向他下了一道命令,限他三日之内必须主动与我接头,如胆敢违抗,就查封他在田家滩街上的商店,并对他得本人进行惩办。这一下,他慌了神,接到命令的第二天就乖乖地来到我处接了头,领受了我们布置的任务。

就这样,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在克万等同志直接主持和辛勤努力下,在全国和大别山区军事斗争不断胜利的有力支持下,靠着党中央的英明政策和分区、地委的亲切关怀,通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虽然步履十分艰难,到敌人正规军撤走之前,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四月份以前大退缩时期剩下的不足两个保,发展到十多个保。形成了一块东西、南北长宽约三十多华里的游击根据地。有了这块地盘,它不仅为地委、分区领导同志的来往和部队的休整、给养的筹集提供了方便;为太湖全县的解放作了重要准备;更重要的是,它雄辩地告诉太湖县各界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是任何敌人消灭不了,也赶不走的,是能够夺得最后胜利的。”

大别山区的深秋,是个令人难忘的季节。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们曾第一次解放过太湖县;眼下,我们将要第二次彻底解放这座山城了!

形势的发展竟然这般快!济南、郑州战役后,全国局势急转直下,我胜敌败的大局更加明朗了,敌人为了对付我野战军在中原地区的强大攻势不得不把驻守在大别山区的正规军全部撒出,调到其他战场,太湖县只剩土顽防守。十月上旬,正值淮海决战前夕,地委根据形势可喜的变化指示我们;撤销临时性的太西、太北建制,马上恢复太湖县党、政、军的统一建制——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准备解放太湖全县。为了使这项工作尽快落实,地委还派了专人前来帮助我们,并为我们明确了党政军等方面的负责人。

很显然,这是将要取得大胜利的预兆。我们一个个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

不几天,我们便遵照地委的指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恢复后的太湖县党政领导成员大多数仍是一年前在太湖工作的老同志,只有个别人是从外地新凋来的。具体分工是:县委书记、县指挥部政委许少林,县委副书记吴克万、董保堂,县委委员、县长、县指挥部指挥长程西海(原县长李英因病暂时休息),县委委员、县指挥部副部长宋平,县指挥部副政委万玉华。除此以外,我们还集中太西、太北的游击大队、武工队,新组建了县武装大队,编了三个连和一个大队部,共二百七十佘人。大队政委由我兼任,大队长由宋平同志担任,大队第一副政委由万玉华同志担任,石春喜、赵元兴同志分别担任了大队的副大队长和副政委。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对如何圆满实现第二次解放太湖县城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大家一致认为:尽管敌正规军调走了,土顽内部惊慌、分化、混乱,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是敌方仍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县自卫大队还有一个营,六个区的联防队也有六、七百人,都集中在太湖县城附近。再者,我背后尚有赵金山、胡文干两股土匪的骚扰,敌伪人员中观望者多,投诚我者少,他们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定局”,还要等等看。这无形中也给我们增加了困难。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经过冷静、理智的分析,我们感到:从目前来看,总的工作方针还不能变,军事斗争仍是各项斗争的支柱,其任务仍很繁重,丝毫不可轻敌,也不可打无把握之仗。本着这一原则,县委决定;重点抓军事斗争,同时加强政治优势,逐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削弱敌人,创造条件,最后彻底歼灭敌人。

所谓从政治上削弱敌人,就是要按以往布置的对各阶层人士、对敌伪人员的家属广泛地进行工作,利用这些人向敌伪人员传播大好形势和我党的各项政策,借以分化瓦解敌人。这一方面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

所谓从经济上削弱敌人。就是在敌人力量控制较强的地区,严格禁止乡、保长给敌人筹款、抓壮丁、筹物资,违者追究个人责任。这一方面,因深得群众拥护,起的作用比较大。

至于从军事上削弱敌人,不言而喻,就是要积极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敌人非常狡猾,他们的自卫队和六个区联防队一千多人总是集中活动,大部分驻扎于平头岭一带,除有时到田家滩骚扰一下之外,一般地不敢再轻率出动。因此战机一时难于捕捉到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好改走另一着“棋”,大抓政治攻势。县委决定由程西海同志带一个连到沙河、虎丘、青田贩、薛义河一带活动。西海同志地方工作经验较多,所到之处,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走了五、六个乡,召开了二十多次群众大会,广泛地宣传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号召群众起来千方百计帮助人民政府和军队,解放太湖全县;命令乡、保长赶快和人民政府接头,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对此,群众非常高兴、非常拥护,给了我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乡、保长们却不大在乎,露面者寥寥无几。西海同志明白这是只宽不严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宽严结合,煞煞这帮家伙的威风。

当时,有个叫雷悍的乡长,系当地一霸,作恶多端,不仅普通群众痛恨至极,就连一些地主、富农也骂他连猪狗都不如。西海同志弄清楚情况后,下决心来个“杀一儆百”。在群众协助下,没费多大劲就抓到了他。同一天,西海同志也请来了两个已同我们接了头的乡长,在当地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了雷悍的罪行和他一再抗拒我政府命令的恶劣态度,判处他死刑,就地枪决了这个“地头蛇”。这件事尤如晴天霹雳,对地主富农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乡、保长们再也不用敦促,纷纷找到程县长,请求准其立功赎罪,改过自新。很快,那几个乡的政治局面大大改观了。

这时,淮海战役打得正酣,我方战绩辉煌,胜利大局已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在刘家油坊(刘老大家里)召开了太湖县西、北乡一带的知名人士会议,参加者近百人,有乡长、保长和士绅,也有农村教师。大多数是我们客客气气请来的,也有少数是强行“拉”来的,其目的是让他们受教育,认清形势。会场正中的墙壁上帖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预祝淮海战役大捷”,下联是“敬祝各位身体健康”,横额四个字“胜利来临”。会上,我和程西海都只做了简短的讲话,主要是请我专区专员刘秀山同志作报告。刘专员是大别山地区英山县人,曾在太湖、潜山工作过多年,既情况熟悉,语言易懂,又很健谈。他讲形势,生动感人;讲政策,分寸严谨。把淮海战役和全国的发展总趋势,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说得明明白白。会议虽然只开了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从与会者的表情观察,一个个都确实被打动了心,收到了预想的好效果。

这次会议,我们花了七、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发过文字通知,作过个别动员,成了公开的秘密,敌人不可能不知道。为了防止他们阴谋破坏,突然袭击,会前,我县大队就进行了周密部署。果真不出所料,临开会的前一天,敌人自卫队出动了一个加强连和六个区联防队近千人,由敌自卫大队长李宽带领,窜到了田家滩企图破坏这次会议。那会儿,我县大队在宋平和万玉华指挥下,已在咽喉要地殷家岭设好了埋伏。敌人一进伏击区,便遭到了我县大队勇猛的冲杀,顿时敌人乱成了一团,象一群受了惊的野兽,没命地向后奔逃。宋平同志率领我县大队一个连乘胜追击,直把他们赶到了南阳河以东。

这次战斗虽然对敌人杀伤不大,但是政治收获不小,不仅保卫了知名人士会议的胜利召开,而且扩大了根据地。这之后,我们县大队再接再厉,又用“猛虎掏心”的战术,于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奇袭了驻扎在辛家冲和碎石岭的土顽。战斗中,我们首先打乱了敌自卫大队指挥部,上千敌人象无头苍蝇,呼天叫地,四处逃命。战斗结束,俘虏敌人二十多名,缴获步枪八支,还有一部分弹药和两麻袋伪币“金元券”。连续两次打击,吓得敌人心惊胆颤,成了惊弓之鸟,寒冬腊月也不敢在屋子里过夜,只好露宿山头。

尽管如此,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不久,他们又到平头岭一带设防,妄图阻止我军攻打县城。为了清除这块绊脚石,使太湖早日获得解放,我们向分区提出了请求,要求他们派出部队前来协助。分区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司令员孔令甫和基干团团长侯建新带领两个主力连来到了我县。

当时,正值四八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孔司令员听完我们关于敌情的汇报后,当即作了战斗部署,同意了采用“猛虎掏心”战术,以主力攻打敌总指挥部,先断其首,再灭其身的作战方案。大家兴高采烈,信心百倍,决心要打个胜仗来迎接新年。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元旦,凌晨四点整,战斗打响了。我方战士英勇顽强,锐不可挡,一个冲锋过去,就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这次战斗俘敌一百二十多人,打伤十余入,逃散二百多人,敌自卫大队的一个加强连被打垮,大队长李宽也被当场击毙,缴获了轻机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及一大批步枪和弹药。敌人被这一沉重的打击吓破了胆,一齐龟缩到太湖县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们在挫败了正面的敌人——土顽之后,锋芒立即转向背后的敌人——胡文干匪帮。胡文干原是我新西军一个营教导员,湖北人,叛变投敌后纠集了五十余人经常出没于弥陀区对我根据地进行骚扰,是我根据地三个心腹大患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李子桥,一个是赵金山。李子桥那股匪徒已于四八年九月被消灭了,剩下的胡文干、赵金山这两股子匪徒,我们早就想下手,只是由于以往正面敌人牵制太大,腾不出手来,才不得不放一放。如今,该是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了。二月间,通过占启成等同志的细心侦察,根据胡文干一伙活动情况,制定了围歼方案。在宋平同志指挥下,我县大队一天晚上包围了他们,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便全部干净地消灭了这股匪徒,并活捉了匪首胡文干。消息很快传到了匪徒赵金山的耳朵里,他们尚有八十余人,慌忙逃到太湖、英山、蕲春、岳西四县的山中躲了起来。我们因要回头去解放县城,对赵匪只好留待稍后再来收拾。

从这以后,我们县大队开始兵分两路。一路由程西海和新任大队长阎永林(宋平同志已调回分区工作)带领,配合地方干部,到寺前河、塔镇、石马等地活动;另一路由万玉华带领到黄镇、花凉亭、檀树坳和马庙一带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并相机打击敌人。我和县委其他同志以及全体干部则在后面,抓恢复已解放区的各级政权建设、宣传群众、筹集粮款物资等工作,迎接大军的到来。

当时,我们已控制了太湖县大部分地区。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我大军即将挥戈南下,岳西县已经解放。分区的武装力量集中于太湖、潜山两县之间,大有“左右开弓”之势。太湖城内的敌人处于四面楚歌,朝不虑夕的境地,尤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终于在农历二月二十二日(1949年3月19日)夜晚弃城逃跑了。我们为此庆兴之余又深感遗憾。遗憾的是,因情报掌握的不准确,没有在这伙残敌逃跑的路上设下埋伏,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得知敌人逃跑后,立即集中队伍进行了一些有关入城注意事项教育,农历二十四日(1949年3月21日)正式开进了这座古老的山城。

入城时,城内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呜。男女老少眉开眼笑,夹道欢迎,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从此太湖县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太湖的人民获得了新生,那牛马不如的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太湖县刚刚解放不久,又传来了人民解放军即将挥师南下的喜讯。县委在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消息后,与会个个欣喜若狂。安静的会场内骤然间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胜利了!胜利了!”“毛主席万岁!”“欢迎大军”的口号声。有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只知道一个劲地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却久久说不出话来;有的同志甚至象个小孩子似的情不自禁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会议时间不长,很快结束了。同志们带着欢乐、带着激情,回到自己的岗位后,更加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那会儿,由于工作全面铺开,应兴应革的事项头绪纷繁,干部显得奇缺。为了帮助我们克服这一困难,地委及时派来了三十多名同志,我们自己也在当地的中、小学教师中动员了数十人,如城关区的章汉初、黄岗乡的吴太华、吴恒才等。后来,我们又从何鹏办的安徽公学中吸收了一部分学生,才算解决了燃眉之急,把七个区的架子搭了起来。但是,在全县农村的村级政权中,还依旧是采取利用伪保、甲长的政策,号召他们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这时,县委领导成员又有了一些小的变动。县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仍分别由我和吴克万、董保堂同志担任,县长一职因程西海同志调往分区工作,改由病愈后的李英同志继续担任。同时,还新增加了组织部长杨杏珍同志。随着个别领导人员的更换,以及工作性质、中心任务的变化,我们的组织机构也相应进行了调整。根据需要,成立了以李县长为首的支援大军渡江指挥部。各区也相应地建立了区指挥部;并组织了工作队和工作组,深入到各乡、各村,帮助开展支前工作。当时,上级布置给太湖县的支前任务,主要有三条:一、征集物资,包括粮、油、盐、猪肉、马料、柴、草、军鞋、雨伞、船、桐油等。其总数量,除要保证一个军一个月需要量之外,还要准备五天周的熟干粮和马料。二、将征集到的物资,集中到五条军队经过的道路上的一个总兵站和几个分兵站附近。三、准备好船只,并修筑好潜太、太望、太徐(徐家桥)公路和沿路的桥梁。这三项任务,说难,也不难,能否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关键就看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因此,各级干部和工作队、工作组一进村,大张旗鼓地开展起宣传活动。他们一面向群众宣传全国大好形势,宣传解放军一定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的革命道理;另一面用事实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三个月后还要打回来”的无耻谣言,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树立了胜利信心。

精神的力量很快转化成了行动,拥军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不到二十天,我们就征集到了大米三百六十多万斤,香油四千五百多斤,食盐七千五百多斤,猪肉八千六百多斤,草料一百多万斤,布鞋一万二千多双,雨伞二千九百多把,船只七十九艘和一大批桐油、皮油、斗笠等。并按上级的要求,迅速将送些物资运到了马嘶铺至太湖县、弥陀寺至太湖县、小池至太湖县、太湖至徐家桥,太湖县至望江五条大路的总兵站和分兵站附近,超额完成了征集物资的任务。

在这同时,筑路修桥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先后动员民工上万人,加固了十几座桥梁,加宽了几条公路。特别是桥梁,部队要求条件高,所经过的十几座桥梁承受力均要在三十吨以上,而这些桥梁原先一般都只能承受十几吨的压力。因此,难度大,时间又紧,面对这一系列的困难,我们毫不气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日以继夜地奋战,硬是如期地拿了下来,保证了大军各种重型武器的顺利通过。

支前的三项任务中,最艰巨的莫过于为部队准备渡江船只。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弃城逃跑前,对船只曾进行破坏,他们抢走了一批,又毁坏了一批。当我们需要时,水面上连只船影也看不见了。好不容易,经过仔细的调查和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船民们才把藏在水底下的几十条船起了出来(这是船民们为了避免国民党破坏,故意把船底钻个小洞,使之沉入水中隐藏),可是,数目太少。我们只好在船民们的帮助下又将一部分很久未用过的旧船找来,连夜进行修理。虽然工作量大一些,大家辛苦一些,但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仅为部队准备了七十九条船,而且还请来了二百名船工。另外还组织了一批水性好、驾船技术高的群众,帮助我军战士学习摇橹、划桨,游泳和补漏技术。

我们把大军送过江后,迅速转入了紧张的剿匪反霸斗争。不久,就全歼灭了太湖县的最后一股土匪一一赵金山匪帮。随着反霸斗争全面展开,群众被广泛发动和组织,社会秩序逐步安宁起来。我们又积极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为下一步更加深入地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时光流逝,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枪炮声和硝烟烈火虽然早已消散。战斗的痕迹也几乎难以辨认,但斗争的余波却仍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的心中久久不能平息。我所写的这些回忆,仅仅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一个粗略概况。然而就是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近两年的日子里,太湖县的党政军民曾走这一段多么艰难的“之”字形的路啊!这里面,有喜悦,也有痛苦;有经验,更有教训。一句话,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呀!这一胜利应当归功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和新区政策,归功于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太湖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援助。它既是太湖县各级干部和指战员艰苦奋斗、苦勇斗争的胜利,也是无数革命烈士前仆后继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胜利!

(注:许少林时任中共太湖县委书记。本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少林任江西省政府顾问时撰写的回忆录,原件现存中共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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