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是“神来之笔”还是“一着臭棋”，这既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能否正确评价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伟大意义的关键所在。其实，学界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意义早已形成共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页下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黄少群、王学敏的《试述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其战略意义》，《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安维春的《伟大的南征、瞩目的壮举：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伟大意义》，《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王良如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伟大意义》，《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振保的《简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军事历史》1995年第5期；林风的《重建中原解放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周宏雁的《论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斗争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7期；段铁安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中州古今》1997年 第11期；王登运的《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山地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杨超、陈志勇的《试析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战略进攻思维》，《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宋俭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全国解放战争》，《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等等。） 然而，近些年来，有学者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效果及其意义产生了怀疑，（页下注：李平：《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页。）甚至有人在网上发文或发帖否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意义。认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次功过参半的没有成功的战略牵制行动”“它并没有达到所宣传的战略意义（战略反攻），也没有达到所隐藏着的真实战略目的（策应陕北“不是大转折，而是大挫败”）等。（页下注：王世平：《从跃进大别山到豫东战役看经略中原战略》豆丁网www.docin.com//p-606157264.html2013-3-2。）本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战略决策提出的相关背景及其主要时代特征进行归纳梳理，并在驳斥相关错误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以此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70周年。

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事出有因

（一）为打乱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部署

早在194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题为《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页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这一南线作战计划显然是针对蒋介石企图由南向北逐步压缩并把战火扭在解放区的险恶目的，而采取的“敌进我进，逐步向南，把战争引向国统区”（页下注：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的战略计划。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于刘邓的军事行动部署还只是停留在向南进军以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这样一个构想上，并没有明确指示刘邓到底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向哪里进军。（页下注：李彦博：《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决策过程研究》，《三峡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觉到在内线歼灭更多的敌人后再转移到外线作战可能更为有利，于是有意识地推迟了刘邓大军南进的具体时间。194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刘邓，要他们做好在鲁南作战的准备，力争在一两个月内继续大量歼敌，促使战局的好转。

（二）为间接解救中原野战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攻

抗战胜利后，根据《双十协定》的要求，广东、浙江、苏南、皖南、院中等地中共领导的武装都先后撤到华北和苏皖根据地，唯独命令对武汉重镇已经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原解放区部队仍然留在原地牵制国民党军队，为其他兄弟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大规模内战赢得时间。至1946年6月初，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的中原解放区部队6万余人被国民党11个军约30万人压缩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鄂豫两省交界处东西长约200里、南北宽约50里的狭小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页下注：刘及时：《我亲历的中原突围》，《百年潮》2015年第4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大举进攻中原区部队，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原区部队迅速组成北路军和南路军分三线向西突围。到1947年1月份，中原野战军在陕南、豫西、鄂西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刘邓不能及时挺进大别山，有效吸引和牵制“围歼”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军队，则中原野战军很可能会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中共中央又于1947年1月18日致电刘邓，要求他们准备在5月间向大别山进军，以“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页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不久，因中原野战军顺利突围，使刘邓大军转出外线调动敌军的作战任务暂时取消，其转出外线的战略计划实施也不再显得那么紧迫。

（三）为减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页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并于27日再次致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指23日电）任务。”（页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至此，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刘邓大军进军的具体目标、时间和方式等提出了全面而明确的要求。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后，刘邓经过分析战场情况后提出：“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页下注：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用4A级的密电催促刘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页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当时，陕甘宁边区被急剧压缩，红色首府延安及周边县城已沦为敌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带领1个纵队及4个旅共2.8万余人和国民党军队34个旅共25万余人兜圈子。（页下注：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加上因陕北、晋西北等地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形势十分危急。而此时的山东解放区也存在“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页下注：谢晓霞、雷忠主编：《浴血中国》（抗战篇），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等问题。为牵制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缓解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强大压力，让刘邓大军迅速跃进到远离后方的大别山地区进行外线作战，就成为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决策。

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特色鲜明

（一）进攻时机的把握上不仅准确而且出其不意

南征时机的把握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出台的当时，还是时隔70年后的今天，都有人对这个决策的时机把握心存质疑，并认为这个决策做得有点早。其实，除上述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危机需要当机立断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从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看已经基本具备战略反攻的条件。据统计，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七八十万人，加上“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合计112万人。（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9页。）敌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3万人，其正规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而且“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多个旅，后方兵力非常空虚”,（页下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并“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的失败情绪”。（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9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正规部队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并可以全部用于机动作战。（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装备方面由于第一年的大量缴获而有了明显改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士气迅速高涨。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果断提出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其主要意图是，既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进攻，也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是抓住战局的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在战略上的漏洞和弱点，出其不意地发起局部反攻。（页下注：黄少群、王学敏：《试述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其战略意义》，《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二）进攻目标选择上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抓住了七寸

中共中央军委充分利用敌人“哑铃战略”所造成的战争态势，采取中央突破的方法，把矛头直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敌人防御力量又相对薄弱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原地区的南大门，大别山地区自古就是逐鹿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重要的战略价值非常明显。作为老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地区不仅有着较为深厚的革命传统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群众力量，而且是敌人战略上比较敏感而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中共方面一旦控制大别山，则东南可震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等地，西南可威胁华中军事重镇武汉，北可鸟瞰郑州、洛阳等重要军事要地，南可截断长江、觑视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甚至完全有可能迫使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来争夺这一战略要地。如果国民党方面继续控制大别山地区，则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去路；东西可策应和支棱山东、陕北顾祝同和胡宗南等部的重点进攻。正如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跳板。”（页下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正是因为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和如此特殊的战略价值，使它成为国共双方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必争的一个关键点。

（三）进攻方式上不仅远离解放区而且实施大兵团千里跃进

1947年6月30日晚上，刘邓大军主力从山东东阿至潍县（今潍坊市）300余里的地段上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奇袭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又连续在黄河南岸的定陶、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发起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0多天的激战，歼敌5.6万余人，打开了向大别山进军的通道，迫使蒋介石忍痛从山东、陕北两战场抽调大军向鲁西南驰援。8月7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甩开敌人，从鲁西南隐蔽地带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最初，蒋介石并没有觉察刘邓大军南下的战略意图，以为是“北窜”黄河以北不成而“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因而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掉过头来尾随追击，企图把南下大军赶到黄泛区和沙河之间加以歼灭。直至刘邓大军渡过沙河，将其尾随的20万敌军远远地抛在后边，把进攻的锋芒直指淮河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为阻止刘邓大军进据大别山地区，威胁其长江防线，蒋介石急忙从南线抽调大约3万人的兵力赶到汝河南岸，占领渡口，炸毁民船，同时令其尾追部队疾驰前进，企图南北夹击，将刘邓大军歼灭于汝河一线。8月23日，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危急时刻，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奋力拼杀，终于从敌人的防御阵地中杀出一条血路，胜利渡过汝河。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全部渡过淮河，先于敌人胜利到达大别山。刘邓大军经过20天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后渡过黄河天险、跨越陇海铁路，把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抛到脑后，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的艰巨任务。接着，刘邓大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截止到10月底，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四）战略部署上不仅实行“三军配合”而且有“两翼牵制”

为让刘邓大军长驱直进，一举插入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并在重新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中原解放区，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做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页下注：杨超、陈志勇的《试析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战略进攻思维》，《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鲁西南渡过黄河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两个纵队和第三十八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实施战略展开；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六个纵队组成一个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挺进苏鲁豫皖，在豫皖苏边区实施战略展开。这三路大军构成“品”字形的鼎足阵势，形成内外线结合，互为犄角，协同作战，密切配合，机动歼敌。为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北上;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的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攻势，把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引向渤海边，从东西两方形成钳制之势。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陈谢兵团8万人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华北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敌一个整编师，挺进豫皖苏区。同时，山东、陕北战场上的我军试图通过发动猛烈攻势，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拖在这两个战场上。他们的作战行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敌人，而且有力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1947年12月，陈粟大军、陈谢兵团发起平汉、陇海破击战。破坏铁路420多公里，攻克县城23座。（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截止到1947年12月底，陈粟主力、陈谢兵团分别在河南遂平和西平与刘邓大军胜利会师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共歼敌19.5万余人，先后解放县城100多座。（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不仅建立了新的中原解放区，而且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战略反攻预计的“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页下注：杨国宇、陈斐琴主编：《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这三个结果中的最好结果。

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意义毋庸置疑

（一）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解放战争很快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有论者在揭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真正目的是为“解救陕北紧急军情”“错乱蒋之部署”的同时，断定“它仍是一次战略上的牵制行动，而不是一次有声有色的战略反攻”，甚至说“它是一次功过参半的没有成功的战略牵制行动”。（页下注：王世平：《从挺进大别山到豫东之战：漫议国共第二次战争的转折点》，新浪博客htp://blog.sina.com.cn/s/blog-3e5bl7040100pkwy.html2011-03-07。）这种结论显然过于武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次战略上的牵制行动不假，但这一战略行动的结果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向外线进攻的转折,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自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兵三路南下至8月27日全部进入大别山。刘邓大军通过实施“中央突破”，击中了蒋介石的战略要害部位，迫使蒋介石急忙从山东津浦路以东调出十几个旅，从陕甘宁调三四个旅，另从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中调出10个旅，以阻拦刘邓大军向中原和长江前进。这样，国民党投入到陕北、山东战场的兵力相对减少。与此同时，陈谢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东逼郑州、洛阳，挺进豫西；陈粟主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正是通过实施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不仅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迫使其由“重点进攻”改为“全面防御”，而且“扭转了战争的车轮，全部打破了蒋军反革命的战略阴谋，迫使他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页下注：杨国宇、陈斐琴主编：《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就连当时的驻华美国记者贝尔登也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页下注：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而惊叹不已。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魏德迈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兵力上虽占优势，但战略上的主动，则操在共产党之手。”(页下注：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效减轻了其他兄弟部队的压力

有论者以刘邓大军“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尽”而缺乏“攻击能力”等为由，认为：“这次国军的调动是随着华野主力调动而调动，并非因刘邓南下而调动。”（页下注：王世平：《从跃进大别山到豫东战役看经略中原战略》豆丁网www.docin.com//p-606157264.html2013-3-2。）陈粟主力在豫皖苏确实牵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但不能就此否定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及其在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时所发挥的牵制作用。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牵制进攻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等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用当时刘邓大军指战员的话说，就是宁愿自己多“啃骨头”，好让兄弟部队“吃肉”，从而有力地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正是在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乘敌人顾此失彼的有利战机，分别于1947年8月底和10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同时从陕北、中原、山东各战场调兵遣将，拼凑33个旅的兵力，外加大别山原有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和特务系统互相配合,妄图趁大别山根据地政权立足未稳，以绝对优势兵力“清剿”刘邓大军，“蒋军东奔西调捉襟见肘的窘态，随处可见”。（页下注：《刘邓司令部发言人谈：鄂豫皖前线两月来形势》，《群众》第41期（1947年11月6日）。）据统计，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页下注：《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成为当时“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页下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这对于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无疑起了十分重大的牵制作用。正如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页下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在大别山和中原地区背住了蒋介石在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大约九十多个旅左右的兵力。”（页下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它的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页下注：骆荣勋、郑明新主编：《挺进大别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对刘邓大军等的牵制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称赞。”（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3页。）

（三）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中原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跳板和前进基地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在极度危险的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造成乱局，撕开国民党军队攻防的一个裂口，这显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笔之所在”，决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一着臭棋”。

刘邓大军凭着那种任凭狂风巨浪也势不回头的大无畏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战斗热情，所向披靡，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27日前先后进入大别山区。从而“把战线一下从黄河南北推到长江，为夺取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页下注：张立功：《不尽长风--张立功新闻作品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大别山根据地建立以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互相配合，以大别山根据地为基础，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地区英勇作战，大量歼敌，逐渐恢复了中原解放区，并使其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枢纽和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跳板。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他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作为由防御转化为进攻、以攻代防的历史转折点，千里跃进大别山客观上为辽沈、平津、淮海等三大战役乃至渡江战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由于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撕裂了蒋介石的精心布局，形成了国民党军队“顾首不顾尾”的尴尬局面，加上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供给和兵源补充的重要基地。从这个意义来说，淮海战役的巨大成功正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军事效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前期的千里大跃进大别山，就没有后来淮海地区的大包围以及渡江战役的大胜利。

（四）为其他兄弟部队休整提供了机会

据毛泽东在1948年3月《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统计，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9个旅、苏北兵团7个旅、河淮间兵团21个旅、豫陕鄂兵团10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19个旅、西北兵团12个旅、晋南豫北兵团12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及其在大别山的斗争不仅“减轻了其他地区的负担”，而且“使其他部队得到休整和提高的机会”。（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为让兄弟部队的休整和整军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中原三路大军特别是刘邓大军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时值隆冬腊月，缺衣少食，经常数日不得一饱。他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日夜与敌人周旋，成为一道掩护新式整军运动的屏障，对“全国军队的整军起了很大的作用”。（页下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中原解放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对中原战略的作用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是机会主义观点。”（页下注：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总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加上陈粟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品”字形的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半数以上的兵力，打乱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计划，减轻了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带动了全国各战场的战略进攻。不仅使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且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而且成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虽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在挺进中原和转入战略反攻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论是陈粟主力还是陈谢兵团的军事行动都是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既不能因为肯定陈粟大军或陈谢大军的重要作用而否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重要地位，更不能因此贬低甚至否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决策的伟大历史意义。

（作者：颜杰锋，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唐锡康，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