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这一重要讲话告诉我们，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需要继承和弘扬优良的革命传统文化。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刘邓大军展现出来的革命文化对今天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注重理想信念培育、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魂魄

党内政治文化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艰辛实践中孕育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对政治生活的开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带头践行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在敌强我弱态势尚未根本改变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做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歼敌的战略决策。战略的核心是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向敌人战略纵深实施跃进，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事关战争全局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坚决执行中央战略决策，以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华东野战军和太岳兵团配合下，采取无后方千里跃进的独特进攻样式，挥师南下，直插大别山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重建革命根据地，成为打开解放战争胜利之门的枢纽和关键。

刘邓大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能够勇挑历史重担呢？这首先源于刘邓大军是一支理想崇高而又信念坚定的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刘伯承15岁时就立志“拯民于水火”，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邓小平从1923年夏开始，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不惜抛头、洒热血、九死一生的革命家。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是经历了长征考验、身经百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队伍。刘邓大军的主力是抗战时期的129师，129师的前身就是从大别山区走出去的红军。他们经历了长征的洗礼和抗战的锤炼，他们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强烈的渴望，他们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队伍。

刘伯承、邓小平等高级指战员严格自律、率先垂范，带领和带动刘邓大军坚定信念、坚守高地。从全局来看，刘邓大军是一支理想信念坚定的队伍，但是在现实的客观困难面前，也有一部分人产生了畏难情绪，对反攻蒋军统治区域的前途表现了担忧。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在反攻之前，于1947年6月10日，在安阳附近石林镇主持召开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分析了大别山敌我双方的情况；6月2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直属队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作了战略反攻的动员报告，强调反攻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反攻出去，我们一定能够站住脚！在会上，他鼓励大家说：“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6月30日，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歼敌6万余人。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等：“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8月7日刘邓大军南下，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完成了战略反攻的第一步。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刘邓大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运用正确的方针策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实现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以至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启示我们，理想信念是组织文化的灵魂，更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魂魄，失魂落魄或者魂不附体会削弱生命力。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党内政治文化失去或者淡化了理想之歌和信念之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土壤，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环节，坚定“四个自信”，使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真懂、真信，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党员干部只有思想自觉、文化自信，才能行为自律。因此要强化政治认同、增进文化自信，向好干部看齐，向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价值观看齐，由思想自觉带动行动自觉，落实到日常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以文化“物”带动以文化“己”、以己化人，让自己成为整个清正、清新的政治生态中的一份子。

二、强化纪律建设、确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规矩

打破本位主义，不搞山头主义，顾全大局，服从中央，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要保障。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艰辛而豪迈的进程中,刘邓大军体现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是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当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7年7月下旬，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及毛泽东要求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大规模无后方作战，面临着汝河、淮河等天险阻隔，面临着一些战士是北方人、对从南方山地作战不适应的实际困难，面临着外有国民党重兵围堵、内又缺衣少食的现实问题，行军打仗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当刘伯承、邓小平在收到中央发来多一份“三个A级”的电报后，看到电报中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面对自己的困难和中央的困难，刘邓大军完全坚持以中央为重，坚持自觉维护中央的利益，为党中央分忧解难，刘邓依然作出“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的决定。

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不仅时刻坚守着政治意识，同时在处理困难和复杂矛盾的时候也始终坚持大局意识。1947年秋，随着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地区，国民党派重兵对中原地区进行“围剿”，刘伯承、邓小平面对复杂局势，教育指战员说：“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面对困难，刘邓大军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安危和现实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对我们革命事业这个大局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影响。邓小平还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现在在大别山啃骨头，其他战场的兄弟部队就可以开始‘吃肉’。我们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消灭的敌人就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随着形势的变化，刘邓大军收到中央指示，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转出大别山，此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已经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刘邓大军从大局出发，从整个中原战局的角度出发，维护大局利益，选择在大别山地区多坚持一段时间，以给另外两军特别提供休整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此时出山北进，势必将敌人部署在大别山周围的大批兵力引人北部中原地区。这样一来，虽说可减轻自身的压力，但展开于这一地区的粟裕所部，则很可能被迫作战或被敌胶着，从而无暇休整。若这支人数最多的主力部队被进一步消耗削弱的话，将会给整个中原战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从全局考虑，坚持战略思维，刘邓大军的首长在2月9日回复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

挺进大别山后，群众对于大军能否长久立足心存疑虑，避而远之。部队伤病无处安置，给养无从筹集，一些战士对此不能正确看待，拿群众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9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在经扶县（今新县）的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在大别山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严肃地说：“部队纪律不好，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会议上规定了“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约法三章”公布不久，野战军警卫团四连副连长，私拿了商店里的一捆粉条、一些花布和火柴等物品，正好被执法小组撞见。为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审大会，枪毙这位副连长。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严肃了群众纪律，整肃了干部作风，教育了广大战士。

刘邓大军执纪严明，树立了牢固的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实施和战争胜利。这启示我们，当前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强化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纪律对于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保障作用，大力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观念。把坚持宗旨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人民公仆。历史表明，没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和纪律观念，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就会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句空话。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四个意识”，政治意识是起点，看齐意识是落脚点。坚持“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必须向中央看齐，向核心看齐，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看齐，时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织密纪律之网，立党内政治文化的规矩，这是建设好党内政治文化的前提。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铸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利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刘邓大军的党内批评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是十分爱护革命同志的，但是对于革命同志身上表现出的一些苗头性的问题也是绝不放过的，为了维护好革命的果实，他们彻底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利器。

1947年9月初，刘邓大军已经跃进到了大别山区，刘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分遣部队，实施战略展开，迅速抢占大别山中心地区。在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部队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信心不足，打仗顾虑重重，不愿打硬仗、苦仗,延误战机，不能有效歼敌，甚至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这些问题虽然跟部队不适应山地、水田作战，战斗力不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给养困难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部分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认识不足。根据这种情况，1947年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河南光山砖桥文氏祠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一向和蔼的刘伯承、邓小平异常严肃。刘伯承说，“勇”字，就是“男”字头上一顶花冠。没有花冠就像男子汉没有卵子，还称什么勇呢？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今后一定要克服。否则，我们就完不成党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至今我们仍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局的变化，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邓小平要求，所有高级指挥员必须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把部队纪律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会议结束后，部队在领导干部带头下，纷纷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王大湾会议”及时解决了部队的右情绪和纪律松弛现象，统一思想，增强斗志，为进一步歼敌提供了保证。

1947年12月，邓小平在经扶县召开留在大别山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部分委员会议，经扶县委书记穰明德列席会议。会上，穰明德主动作了检讨，承认自己在土改中犯了“左”倾急性病错误。邓小平说：“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身上，我已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李先念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照搬华北老解放区那一套，损害了群众利益。”会后，“左”倾急性病得到及时纠正，从而创建了稳固的大别山解放区，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伟大战略任务。

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进程来看，刘邓大军在遇到复杂问题和内部矛盾时通常都能及时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自我净化来提高自己、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创造力。这种党内批评不仅具有严肃性、深入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经常性、辐射性的优点，团结了领导干部，增强了队伍的战斗力，因而成为刘邓大军的隐形锐利“武器”。这启示我们，诚恳深人的组织生活是党的组织优势的重要体现，更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强大法宝。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用好组织这个重要载体，一切工作到支部，一切批评讲党性，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抓手，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坚持自我解剖、认真整改、从谏如流、敢于直言，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要从检验党性纯度的高度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畅通民主渠道，敢于正视、深刻剖析、主动改正自身的缺点错误，对同志的缺点错误应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帮助改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章赋予每名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抓手，要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看待批评，积极参与批评，正确对待批评，批评不是为了打击人，也不是为了使人“难堪”，而是通过自我解剖、及时整改问题，严肃认真提意见，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同志实现共同进步，出发点、立足点都是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都是为了同志的进步成长和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铸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利器，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

四、以身作则和以上率下，树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标杆

带头、带领、带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其文化渊源来自古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优秀传统文化，其光辉实践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党内政治文化，就会成为无声的命令、强大的感召，就能让下级党组织看到榜样，让党员、干部看到希望，让人民群众看到信心。刘邓大军之所以能成功千里跃进大别山，不仅靠制度的力量和真理的力量，而且靠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战员的人格力量，靠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以上率下。

比如刘伯承带头坚持实事求是。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过程中，为了寻找渡淮河的最佳地点，刘伯承凌晨亲自拿着竹竿测探水情。其实，刘伯承亲自测探水情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刘伯承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对军事地理信息十分敏感，一向强调对军事地形进行现场勘察，掌握最真最精确的信息情报。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渡河情况紧急，其他的现场调查人员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渡河地址，刘伯承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担当精神，亲自拿着竹竿测探淮河水情，寻找渡河地点。刘伯承夜晚亲自拿着竹竿到淮河上测探水情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担当责任和情怀。刘伯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理想敢于牺牲的精神特质,为建设党内优良政治文化树立了标杆。

在重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重建和巩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跃进途中，刘邓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大别山区尽早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问题。进人大别山后，最初把大别山划分为4个工作区(一纵在豫东南区，—纵在鄂院区、二纵在院西区，六纵在鄂东区），开辟地方工作。两个月后，邓小平感到，4个工作区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向中原局建议，重新把大别山分为皖西和鄂豫两区，分别成立党委、行署和军区，统一领导各县的工作。邓小平根据大别山地区的工作需要及时地调整行政区域的划分，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现。

在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创造了土改的“大别山经验”，对全国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都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土地改革是一场历史性大变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复杂工作，当全面开展起来时，一些干部为了急于发动群众，完成土改任务，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出现了急性土改，导致了“左”的偏向，地主没有打倒，群众也没有真正发动，由于打击面大，树敌多，更加孤立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导致大地主赶跑了，中小地主、富农拿起梭镖和我们干，普通群众害怕报复，也跑了。察觉到这种“左”的偏向后，邓小平冒着严寒，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鄂豫区翻山越岭，深入新县、商城等县调查了解土地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经过调查，邓小平认为，对于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按照中央整党整军方针解决干部自身的问题，一方面要依据中央方针，制定出更符合大别山地区斗争实际的政策、策略。据此，邓小平将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分为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力争600万人口为巩固区，另一半人口的地区在较长时期为游击区。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游击区则不能过早平分土地，而应首先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大别山地区土改取得了成功、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得以重建和恢复，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

刘伯承、邓小平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品格，是对忠诚奉献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党内优秀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也要以党内政治文化带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刘邓大军的优秀组织文化和优良工作作风，是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文化积淀，是忠诚、干净、担当的生动表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被毛泽东称为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所包含的精神营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今天，我们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温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重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既要缅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更要学习刘邓大军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强烈的政治大局意识和坚定的担当精神，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转折、大手笔来自于领导干部的大胸怀，心中的大格局推动了革命的大棋局。学习党史、国史重在资政育人，为政以德讲政治，正心修身求理想，锤炼品格学风范。这是一种革命精神，也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是一种个体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是一种政治品格，也是一种政治能力。这正是刻邓大军成功之所在，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精髓之所在。

(作者：大别山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