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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欤至哉,人民之牛——赵朴初与周恩来的深厚交往
   发布时间:2016-05-31    阅读量:297

    


   转眼之间,一代宗师赵朴初离开人世已有十年了。打开《赵朴初韵文集》,敬献周恩来总理的诗词作品比比皆是,笔者有心数了一下,有二十余首,足以表现赵朴初对总理无限热爱之情。

 

    赵朴初在建国前初识周恩来,建国后在周恩宋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宗教工作,对周恩来“学之弥笃,仰之弥高”。他们三十余年的交往史,也是新中国佛教的一段发展史。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当家人,以其卓越的领导才华,指示赵朴初等一批大德高僧,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局面。在文革期间,又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挽救佛教于劫难。他们两人的交往,对于中国佛教做出的丰功伟绩,所展现出的高超的人格魅力,将永载中国佛教的史册,受到世人的敬仰和怀念。

 

  初识周恩来

 

  赵朴初十三岁离开安徽太湖老家,到上海求学,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后考入东吴大学。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安徽宣城人。思想进步,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对党有较多的了解。他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抗战开始,赵朴初在上海从事难民工作,焦明、朱启銮、周克等一批共产党人,进入难民营协助赵朴初工作。耳闻目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进步立场,铁肩担道义的坚贞骨气,令赵朴初非常敬重。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更是心久仰之。

 

  抗战胜利后,赵朴初又投身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运动,与马叙伦等人发起成立民进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党要做什么,赵朴初在做:赵朴初做的,也符合党的需要。

 

  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工委在上海马思南路设立周公馆。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于7月从南京来到上海,下榻周公馆。周公馆成为他指导和鼓舞战斗在上海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秘密场所,更是他开展革命活动合法公开的舞台。也就是这时候,赵朴初作为进步人士,见到了他十分仰慕的周恩来,对其非凡的举止、才智和精神由衷而生敬佩。

 

  早在1946年4月,王若飞、叶挺等飞机失事,上海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原定在中国科学社举行的悼念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取消。赵朴初灵机一动,假借佛教会名义在玉佛寺以超度亡灵的形式举行,由马叙伦主祭,黄炎培、陶行知等致悼词。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赵朴初再度以佛教会名义组织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千余人参加,并对这个温文尔雅、被人称作“赵朴老”的赵朴初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赵朴初遵照周恩宋的指示,在上海地下党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接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物资,将许广平等民主人士送往香港,为解放区购买大量的物品,收容上海难民,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参与开国

 

  尽管周恩宋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自青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对宗教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在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始终贯彻“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方针,也使中国革命得到广大宗教徒的支持。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过去与旧传统、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宗教,在新的社会如何处世立足?也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在周恩来的授意下,赵朴初在上海佛教界进行发动,准备改革新中国佛教。1948年春天,巨赞法师在香港讲经,与时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沬若等人经常谈到即将建成的新中国佛教工作。为此,巨赞法师还去台湾进行考察,回到杭州,开始考虑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专程到杭州与巨赞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沪、杭、甬一带的进步佛教徒开一个会,后来因事拖延下来。后来,巨赞再度到香港,潘汉年是当时中共华南局负责人,让巨赞写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华南局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

 

  1949年3月,巨赞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等北上北京,受到热情招待。巨赞在北京期间,广泛联络北京佛教界,并时常征求赵朴初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和讨论,上书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改革中国佛教。

 

  在由周恩来一手拟定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员名单中,宗教界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其中赵朴初和巨赞作为佛教界代表参加,这也让赵朴初和巨赞更加感到身上所承担的佛教改革的重任。9月,赵朴初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住六国饭店。赵朴初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年轻时开始茹素,这次进京开会,担心饮食不便,还与夫人陈邦织说到准备吃“肉边菜”。这天,赵朴初进入餐厅吃饭,当他在签到簿上签名时,工作人员说:“您就是赵朴初,来,这边有素席。”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专门打招呼,为赵朴初安排素席。这样一件极小的事情,让赵朴初对周恩来敬佩不己。

 

  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宗教界代表讨论了《共同纲领》等三个重要文件。在《共同纲领》里,确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赵朴初等表示非常满意并坚决拥护执行。

 

  1950年5月5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座谈会,赵朴初与巨赞参加了会议。组长陈其瑗传达了周恩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指示:“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5月29日,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三次座谈会,专门就巨赞草拟的《改革佛教的意见》进行讨论,讨论结果报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多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决定。6月18日,由李济深、陈铭枢、唐生智、赵朴初、方子藩、周叔迦、巨赞等七人,邀请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当中与佛教的相关人员,在森隆饭店座谈《意见》。后来,赵朴初、巨赞等人按该《意见》精神,组织了现代佛学社,出版社刊《现代佛学》,后又联名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

 

  1952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周恩来亲自向出席酒会的圆瑛大师、.赵朴初敬酒,对于搞好新中国的佛教工作寄予厚望。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圆瑛向毛泽东敬酒,引发满堂掌声。

 

  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京成立,赵朴初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教由此获得新生,第一次实现了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

 

  面聆机宜

 

  建国初期,赵朴初在上海任华东局民政部副部长,开展赈济水灾活动,经手的钱财无数。在三反运动中,赵朴初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但结果证明他两袖清风,无一笔糊涂帐。周恩来一直关注赵朴初的情况,当他知道这个事情后,称赞说:“赵朴初真是国家的宝贝呀!”他打算把赵朴初调到北京做民政工作,但赵朴初认为,自己在宗教工作中更能发挥特长,这也得到了周恩宋的赞许。

 

  据罗青长回忆:1954年,赵朴初举家迁往北京,负责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经常被周恩宋单独召至西花厅,面聆机宜。

 

  从1949年至1966年,在周恩宋的高度重视下,在赵朴初等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佛教自身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佛教徒享受着充分的信仰自由,社会和政治地位极大提高,使佛教真正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成为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佛教的国际交流活动和佛教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浸透了周恩来大量的心血和智慧。

 

  国家初建,外交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兼职外交部长,以其卓越的外交才华,注重发挥民间外交作用。其时,许多中国的周边国家采取亲近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是像印度、日本、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由于在历史上与中国佛教有着深厚的法缘,所以周恩来抓住了这一点,指示赵朴初通过佛教交流的渠道,促进与这些国家的友谊,为与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多做工作。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其他领导多次赴日本、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柬埔寨等国,深入开展佛教交流活动,把和平的种子撒遍了这些国家,使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

 

  周恩来特别重视中日邦交,认为中日友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保证。1952年,在亚洲与太平洋区域会议上,赵朴初非常灵活地让日本代表转交一尊佛像给日本佛教界,这尊代表和平与友谊的佛像,在日本佛教界引起很大反响,揭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序幕。五十年代初,许多日本僧人对那场侵略战争发自内心忏悔,多次乘小轮船漂洋过海,送还中国人在日殉难者的遗骨,周恩来每次都安排接见,最后他说:“青山到处可埋骨,不要再送了。”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1962年中日佛教界共同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活动,扬州修建了鉴真纪念堂。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亚洲国家是缅甸。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赵朴初首次出访就是应吴努总理之邀,访问缅甸。1955年,缅甸政府派遣代表团到中国,经周恩来批准,迎请佛牙到缅甸巡行和瞻拜,赵朴初亲自恭送佛牙到缅甸。在欢迎佛牙会上,缅甸巴宇总统激动地对全场人说:“感谢毛泽东主席、周恩宋总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缅甸人民的历史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两干余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重视。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佛教文化建设,特别是佛教建筑的保护、佛教经典的传承。像《赵城金藏》转交北京图书馆、杭州灵隐寺大殿建设、雍和宫的全面修复、山西玄中寺的维修、陕西兴教寺的重建、十三层佛牙塔的建设、敦煌石窟的抢险加固等等,都得到周恩宋的直接关怀,从建国初并不富裕的国库中拨款予以支持,而赵朴初则是这些工作的具体执行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京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工作,深受周恩宋的关注。1956年,周恩来陪同印度尼赫鲁总理参观房山石经。尼赫鲁愿以同等重量的黄金,换两块同等重量的石经,运回印度供奉。周恩宋微笑着说:“这些石经,是中国人民经过1000多年创造的天下奇迹,号称国宝。黄金有价,国宝无价呀。我作为中国总理,怎能用无价的国宝换取有价的黄金呢!我不能答应,请阁下谅解。”足见周恩宋对石经的重视。在赵朴初的精心组织下,这一稀世文化宝藏又放射出异彩。

 

  1956年,周恩来应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请求,指示由中国佛教协会着手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中国条目的编纂工作。赵朴初接到任务后,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吕徵、法尊、巨赞、周叔迦、喜饶嘉措、黄忏华、持松、明真、隆莲等人,分别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至文革前,写成汉文条目400余篇,约200余万字。

 

  仰之弥高

 

  赵朴初与毛泽东、朱德、周恩宋、陈毅等交往都很深厚,对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其敬重。无疑,周恩来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他的感染最深。在赵朴初眼里,周恩来是最敬爱的领导、长辈,也是非常值得亲近的良师、益友。

 

  建国以来,赵朴初多次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参与国事,耳濡目染,对周恩来可谓“学之弥笃,仰之弥高”。赵朴初说过,他最敬重总理,从总理身上学得很多的东西。这不仅体现在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更体现在周恩来逝世后他作为中国宗教领袖的二十多年里。赵朴初一直把周恩来看作做人和工作的楷模,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亲和力行不言之教,以智慧的领导艺术化解矛盾,团结各方面力量。

 

  周恩来比赵朴初年长九岁,但他平时总是叫赵朴初为“赵朴老”。有一次,周恩来突然问他:“赵朴老,您今年六十几啦?”其时,赵朴初才五十多岁,赵朴初知道总理与他开玩笑,笑而不答,周恩来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早在四十年代,赵朴初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因为经常与佛教界的一些耆宿在一起:黄涵老(黄涵之),关炯老(关炯之)……于是,赵朴初也便被戏称为“赵朴老”。工作之余,周恩来爱与赵朴初拉拉家常,讨论讨论佛教,其慈祥谦和、毫无架子的为人让赵朴初感到特别亲切。

 

  赵朴初文学功底深厚,写的诗词颇负盛名。一次,周恩来在大庭广众之中,指着赵朴初对中国作协的负责人说:“你们作家协会应当吸收赵朴老为会员。”赵朴初没有在意,以为是周恩宋的一句闲话。不久,在一次有作协领导参加的宴会上,周恩来又见到了赵朴初,他问:“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赵朴初老实回答说:“还没有。”周恩来当即对作协领导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这让夏衍羡慕极了,对赵朴初说:“你真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加入作协的。”

 

  周恩宋一直强调“宗教信仰自由”,认为宗教工作非小事。在具体的工作中,他还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工作,宋为国家的外交、文化事业服务,体现出其高超的领导艺术。以佛教工作为例:1963年,锡兰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恩来亲自陪同到上海,并让赵朴初组织佛教徒在玉佛寺以佛教礼仪纪念夫人的丈夫诞辰64周年,让夫人激动不已,泪水盈眶。1970年柬埔寨国内发动政变,周恩来仍以国家元首的仪式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留他住在中国五年之久。西哈努克的母亲去世,在周恩宋的关怀下,由赵朴初组织佛教界人士以佛教礼仪安葬,让西哈努克永生不忘。周恩宋的这些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对赵朴初将佛教巧妙地圆融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有很大的影响。

 

  周恩宋对虚云、圆瑛、班禅、清定等佛教界高僧大德极其敬重,从生活上予以很多关照,而对于赵朴初等一批年轻有为的佛教进步人士,除尊重之外,还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办事。赵朴初等不负周恩来之望,所领导的佛教工作自身得到健康发展,并为新中国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没有让周恩来去过多地操心。1963年,北京召开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有关部门起草了会议宣言,周恩宋看了后说:“这是我们的干部写的吧,还是请赵朴老搞口巴。”

 

  1963年,赵朴初到南京,写下《访梅园新村》:“晨征萧萧访梅园,犹有梅花着意妍。共道人间****满,岂忘雪里寸心丹。当年虎穴摧凶焰,今日神州奋健翰。几案摩挲思战斗,由来大业出艰难。”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无限敬意。

 

  忧虑“东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的宗教政策被破坏,中国佛教遭到一场浩劫,蒙受巨大损失。年迈的周恩来力撑危局,艰难运作,努力保存下一些中国佛教的种子。

 

  首先是保人。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说服红卫兵,不要揪斗班禅,随即把他转移到北京卫戍区长期保护下来。赵朴初被关进了“牛棚”,从事搓煤球的劳动改造。造反派还不罢休,把大字报贴到南小栓一号赵朴初家里,驻会高僧成了“黑五类”集中到广济寺监管,由于周恩来及时保护,赵朴初及一些高僧得以逃脱噩运。但喜饶迦措等人还是不幸被迫害致死,让周恩来非常痛心。

 

  其次是保寺庙。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寺庙遭到冲击,大量的珍贵法物被当作“四旧”砸毁,周恩来忧心忡忡,千方百计予以保护。周恩来派专人到雍和宫宣布: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不能动,又电示对布达拉宫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使之免遭破坏。成都宝光寺、扬州大明寺、杭州灵隐寺、武汉归元寺等危在旦夕,周恩宋及时批示要保护文物,使这些名刹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面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赵朴初也无时不系念周恩宋的安危。1967年8月,赵朴初作《感遇》:“忍辱负重,艰难劳止。回首丘山,折齿孺子。食草一杯,乳如江流。鞠躬尽瘁,无怨无尤。猗欤至哉,人民之牛。”不久,又作《河满子·东山》:“悄悄非关多病,三年不见东山。花事绸缪风又雨,更兼蜂妒莺谗。终信晓珠天上,照他红艳千般。”《诗经》中有一首《东山》,写周公东征归来慰劳战士,这里借“东山”代指周恩来,由衷地赞叹周恩来任劳任怨、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

 

  1972年,日本提出要组织佛教代表团到天台山国清寺朝拜,但国清寺佛像尽毁,僧人尽散。赵朴初在周恩来指示下,从故宫等地调拨了一大批适用于国清寺的历代佛像法器等文物,由专人专列护送,安置在国清寺各大殿堂,成为千年古刹的镇寺之宝。

 

  1972年9月,赵朴初接到中南海电话,总理请他出席招待日本田中首相的宴会。赵朴初知道,这是周恩来借此向外界宣布自己政治上没问题,是为自己争取的复出机会。

 

  1973年,周恩来接见美籍华人学者赵元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是杨仁山的孙女,对祖父创办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情况非常牵挂。赵朴初也参加了会见,并得到周恩来指示,让他尽快恢复刻经处。赵朴初高兴得夜不能寐,在总理的指示下,终于又可以为佛教做些工作了。,

 

  1974年国庆招待宴会,久病的周恩来出席,致词时声音宏亮。赵朴初一直牵挂周恩来的病情,见此情景,禁不住热泪盈眶,喜作《人月圆》,词中有句:“愿君长健,观山观海,不厌高深。”

 

  1975年1月,赵朴初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周恩来和代表一一握手,握住赵朴初的手时,周恩来又叫了一声“赵朴老”。看着周恩来被病魔折磨得瘦癯之脸,赵朴初泪水盈眶。这是周恩来和赵朴初说的最后一句话,赵朴初听出了这话里对他寄予的厚望。

 

  1976年1月,周恩宋病逝,赵朴初恸哭不止,写诗祭总理:“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澦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惟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这首诗,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无比敬重和哀思。

 

  赵朴初对亲友们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而留在人们心中对于周总理的怀念是终生的!”

 

  思公无尽

 

  1976年的清明节,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赵朴初那段时间身体不好,心情也很坏。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以非常少见的严肃口吻说:“我大半生写过许多诗词,我可以坦率地说,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是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可以同样坦率地讲,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和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热爱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以调查、可以责难之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直露地表达对周恩来的热爱之情,是需要勇气、正气和骨气的。

 

  1977年1月,赵朴初作《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转瞬周年矣。念年前,伤心情景。谁能忘记?缓缓灵车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仅足觇民意。愁鬼蜮,喜魑魅。古今相业谁堪比?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雪侮霜欺香益烈,功德长留天地。却身与,云飞无际。乱眼妖氛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又作《纪事》,同样悼念周恩来:“昔年作颂,方为公忧。群小环伺,万难方稠。去岁兴哀,穷忧天坠。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今日祭公,载悲载欣。阴霾既扫,日月增明。学之弥笃,仰之弥高。绍隆志业,勉矣吾曹。”还作《周总理画像题词》:“画图省识平生意,穆穆春风来喜气。笔有源头非妄拟,人民之喜公之喜。阴霾蔽天今净洗,恶草荒田今锄理。病树枯苗尽苏起,行见鹏飞九万里。云胡不喜喜出涕,悲泪喜泪持献祭。公之笑貌在胸臆,思公忆公无尽际。”

 

  1978年1月,赵朴初作《临江仙·读周总理遗诗》:“不负澄清天下志,平生事迹般般。真能参透生死关。生为民尽瘁,死有重于山。持荐轩辕多少血,词华和梦都捐。岂期身后见遗篇?吉光留片羽,芳泽满人间。”

 

  赵朴初与邓颖超的交情也很深厚,他一直敬称邓颖超为大姊,可见感情非同一般。每年,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大姊都要让工作人员送花给赵朴初,共同缅怀敬爱的总理。而赵朴初也经常往西花厅,探望邓大姊。

 

  1979年4月,赵朴初随邓大姊赴日本访问,去京都岚山,共同为周恩来诗碑揭幕,并作《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揭幕》。

 

  1981年1月,逢周恩来逝世五周年,赵朴初作《读周恩来选集有感》:“每遇艰难每忆公,每能振奋豁心蒙。不辞尽瘁抒多难,三复遗编感旧踪。起义众先知志快,回天身后岂途穷?丰碑华鬉重重绕,事业千秋未有终。”

 

  1983年2月,赵朴初作《满江红·周总理诞辰八十五周年作》,1984年底作《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作》。

 

  1986年1月,赵朴初作《折桂令·为周总理逝世十周年作》:“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弥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神州凤翥龙翔。一办心香,祭告忠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在赵朴初的领导下,中国佛教事业蓬勃发展,这是可以告慰总理的。

 

  1992年春,邓大姊身体不好,住北京医院。赵朴初前去探望,邓大姊告诉赵朴初,一定要保重身体,劳逸结合,以逸为主。大姊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是和赵朴初夫妇的合影;大姊逝世后第一张留影,也是赵朴初在遗体前默默默哀,证实着他们之间的深厚因缘。7月11日,邓大姊逝世,赵朴初又含泪写下《邓大姊挽诗》:“……我感翁媪知,教诲兼慰抚。因循负所期,老大滋钝鲁。西厅太平花,年年蒙赐予。勉我志勿忘,力击太平鼓。今春视媪疾,教我劳逸术。无逸而能逸,弛弓保劲弩。温语见深慈,留影存千古。往事堪回思,点滴增酸楚。非为一人哀,天下失慈母。”

 

  参考文献: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和统一战线》(四川大学出版社)

 

  《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朴初文选》(华文出版社)

 

  《赵朴初年谱》(沈去疾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佛教五十年》(中国佛教协会编)

 

  《现代佛学》(中国佛教协会编)

 

  《法音》(中国佛教协会编)

 

  《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罗广武编著,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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