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第八区(即现在的弥陀区)接到上级的命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日要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指令我第八区要迅速做好筹备军粮、柴草、食油、菜、鞋和保障道路、桥梁的畅通等工作。

当天下午，中共太湖县委书记许少林、县委副书记吴克万、县长李英在弥陀寺天主堂主持召开了地下工作的突击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刘金钊、赵建武、宋登秀、李文湘、樊贵彬、岳中林，以及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的新干部王荣鼎、朱耀衡、汪华印和我本人等共三十余人。从下午开起至半夜。这次会议是命令会，是军事会，要绝对服从，分配的任务要不分日夜地完成。还命令不准打人、骂人和强迫命令。对老百姓要认真地说服，要商量办事，教育他们要克服眼前的困难，积极地为渡江大军准备物资,修通道路和桥梁，等大军渡过了江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对豪绅和坏人要以政策攻心，指出他们的前途，教育他们多作贡献，将来可以将功补过。特别还要让全区广大人民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命令。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们第八区人民的大喜事。通过广泛宣传，全区人民拍手叫好，说要什么给什么。他们三人一团，五人一伙，互相奔告，促膝交谈，脸上充满喜悦的神情，到处呈现出一派欢欣鼓舞的景象。真是:光明即来，乌云快散。日日盼，夜夜想，大军来了喜洋洋，全国人民得解放。

三月二十八日，太湖县委、县政府为了加快支援大军的准备工作，使物资能迅速集中，组成一个地下工作队，由刘金钊、赵建武、宋登秀、李文湘、樊贵彬等为领导，综合配备新干部王荣鼎、朱耀衡、戴维杞、汪华印及我等二十八人，又根据力量分成五个小组，并进行了具体分工。我们不分日夜在全区范围内翻山越岭，串村走乡；天不怕，地不怕，日不怕豪绅，夜不怕虎豹，全力投人到筹备军用物资的战斗中去。三月三十日，由赵建武同志领导我和王荣鼎、朱耀衡等四人，夜间四点多钟到田家滩的松尖寨筹备柴草，一下子就筹备了三千多斤。同时，还到大地主陈明球家筹备了大米一千一百多斤、军鞋八十四双。早晨七点多钟就全部运到田家滩集中。当时我们问运送物资的群众累不累?他们回答说:“哪里累?只要大军能顺利过江，解放全中国，我们的子孙不就能过幸福的日子吗?我们累死了心里也情愿!”

仅仅七日七夜的苦干，我们就筹备了大米二十多万斤、柴草二十多万斤、油和菜三千多斤、布鞋一万多双，弥陀下街的大沙河也搭起了一座五百米长、六十米宽的浮桥。

万事齐备，只等大军。但是，时间过去了好几天，大军的影子都没见到。这时工作队也烦，老百姓也闷。为什么?因为从弥陀寺到田家滩全长有十五华里，沿路堆放了物资，不但要派人看守，而且还要提防联防队和赵金山一股土匪抢劫。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我跟赵建武、王荣鼎、朱耀衡等同志在田家滩吃早饭，大约九点钟左右，从殷家岭通田家滩大河坝的大路上，突然军队云集，隔河两岸的老百姓都在跑反，说是什么国民党的军队来了。当时我们对情况摸不清楚，同时望见部队人数那么多，像河水一样倾泻而来。我们都跑到高山森林里往下仔细观察，见最前面有一百余人，手持长枪，上了刺刀，距后续部队约两里多远。后续部队排成双人行，身穿崭新的黄军装，扛着炮、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唱着嘹亮的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大步前进着。大约走了一千多人时，赵建武把我捏了一把，低声说：“我们下去吧。这是我们的大军来了。”我说：“没有把握，不能下去。”话未说完，他已钻出树林，朝山下走去。过了一会，就听到他在山脚下喊我们下去。我们下去一看，果然是我们的部队来了。我们走到他跟前，见他称一位坐在日本大洋马上的军人为首长。这位首长从马背上跳下来休息，跟着部队一齐蹲下休息了。我们在旁边听到这位首长问：“老赵呀，你现在在哪里干什么工作?”老赵说在本区里工作。首长问他怎么没带手枪。他说没有枪。首长就叫警卫员给一支三八合子枪给了他，还给了几百发子弹，并且叮嘱他说:“你明天在这里等等，你的弟弟明天要从这里过。他现是我师炮营营长。”说罢，就启程走了。后我们才打听到，这位首长是师参谋长。从这天起，大军如大雨后的洪水一般，整整过了三日三夜。我们都集中在沿途搞供应工作，战士们和我们亲密无间，互相问好，互赠礼物。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区委书记赵建武、区长石乐斋两同志，为了支援大军(大军还未过江），又立即组织成立了南阳区合水涧兵站，分成五个股:粮食股、柴草股、油菜股、布鞋股、宣传股，除原来的同志全部参加外，还增加了鲁礼秩、潘常经、逢XX等十余人。当时，部队全部集中在安庆、怀宁、望江。为了使大军能及时得到物资供应，保障大军吃得饱，我们组织起群众赶着牲口从合水涧往大军住地运送物资。总的说来，第八区广大人民为了支援大军渡江出了大力,起到了作用。